前面8个死亡里，毒药检验结果都是阴性的。”
　　“我记得报告是这样写，”他沉思着说，“但我同时假设这并不表示那些孩子没有涉及毒品。他们的尸体几乎已成骨骸。似乎没有多少东西留下来可以供测试用。”
　　“有红血球，还有肌肉。那足够用来检测古柯碱或海洛因等。我们至少可以在他们新陈代谢物质中找到吗啡类的东西。至于新型毒品，我们进行类似天使尘、安非他命等的测试。”
　　“那中国白呢？”他提出，那是一种在加州很流行的强力化学合成镇静剂。“就我的了解，那不需要服用很多就有可能过量，而且不容易被查出。”
　　“是没错。不到一毫克就有可能致命，因而药量太低无法侦测，除非使用特殊的类比程序，如RIA。”注意到他脸上迷惘的神情，我解释，“放射免疫测定法，一项以体内抗体对特种药物反应为基础的测定法。跟传统扫描程序不同，RIA可以检测出微量的药物反应，那是我们找像中国白、LSD和THC等毒品时用的。”
　　“而你仍然什么也没找到。”
　　“没错。”
　　“酒精呢？”
　　“酒精在尸体严重腐朽的状况下是个问题。有些测验呈现阴性，其他的则低于0.5，也许是腐烂所造成。换句话说，不确定。”
　　“哈威和柴尼的案子也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没有毒品的痕迹，”我告诉他，“为什么帕特·哈威对早先案件有兴趣？”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回答，“我不是说那是一个重要急务。但她应该是从她任职联邦检察官时，经由内部资料渠道什么的得到消息，然后她问了些问题。政治，凯，我相信如果最后证明在弗吉尼亚州这些情侣死亡案件跟毒品有关——不管事出偶然，或涉及毒品谋杀——她都会以这资料来支持她的反毒品努力。”
　　那解释了为什么哈威太太去年秋天邀请我到她家吃午餐时，就已经对那些案件如此熟悉。毫无疑问的，她早期对那些案件的注意让她办公室里存有档案资料。
　　“当她对这些案件的质询没能让她满意时，”韦斯利继续说，“我想她没有再进一步留意，直到她女儿和弗雷德失踪。现在她又回过来探询，你可以想像个中情由。”
　　“是的，的确可以。而我同时也可以想像如果最后真是毒品杀了‘毒品沙皇’的女儿，那可真是相当辛辣的讽刺。”
　　“不要认为那没有在哈威太太的心中闪现过。”韦斯利冷酷地说。
　　这个提醒让我再次感到心烦。“她有权利知道，彭顿。我不能永远让那些案件悬而未决。”
　　他向侍应生点点头，表示我们准备喝咖啡了。
　　“我需要你帮我拖延一下，凯。”
　　“因为你反间情报的策略？”
　　“我们必须试试，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让故事曝光。一旦哈威太太从你那得到消息，整个计划就会报销。相信我，在这节骨眼上，我比你更清楚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会举行记者会，然后在那过程中破坏我们引诱凶手所做的全部设计和努力。”
　　“她拿到法院拘票时怎么办？”
　　“那要些时间。不会明天就发生。你可以找借口拖延些时间吗，凯？”
　　“你还没有解释完红心J的事，”我提醒他，“一个有预谋的袭击手怎么能知道那张纸牌呢？”
　　韦斯利有点不情愿地回答：“帕特·哈威不是只靠自己收集资料和调查情况的。她有助手群。她跟其他政客谈，还有包括选民在内的任何人。那全要看她向谁透露什么消息，以及有谁想要打击她。我仅在假设一个可能性，并不代表事实真是这样。”
　　“一个被收买的预谋凶杀案，模仿旧有案子的手法，”我考虑着，“只是这个凶手犯了一项错误。他不知道应该把红心J放在汽车里。他把它留在德博拉的尸体旁，她的钱包里。也许是涉及到帕特·哈威要作证对抗的那些有欺诈嫌疑的慈善团体里面的人员？”
　　“我们要想的是一些知道其他罪犯的坏蛋，像是毒品贩子，有组织的犯罪。”他缓缓地搅动他的咖啡。“哈威太太对所经历的这些事不是处理得很好。她相当困扰犹疑。这个国会听证会不是此时此刻她最关切的事。”
　　“我懂，而且我怀疑她跟司法部目前相处得不很融洽，原因就是这个听证会。”
　　韦斯利小心地把茶匙放到杯碟上。“是不融洽，”他说，抬头看我。“她届时要提出来的东西，对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把像ACTMAD那样的垃圾消除掉是件好事。但那不够，我们要的是起诉。她过去和毒品强制执行人员、联邦调查局，以及中央情报局都有过冲突。”
　　“而现在呢？”我继续探究。
　　“更糟，因为有私人情绪的涉入，又必须仰赖调查局来帮助解决她女儿的谋杀案。她不合作，而且恐慌。她试着在我们周边游走，想办法由她自己处理。”他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她是个问题，凯。”
　　“她也许对调查局有相同的评价。”
　　他挖苦地笑着。“我相信她是的。”
　　我继续这场心智上的扑克牌游戏，想确定韦斯利是不是还有事情瞒着我，我接着放出更长的钓线。“我发现德博拉左手食指上有个防卫性伤痕，不是割痕，而是砍痕，被一柄锯齿形刀刃砍伤。”
　　“在她食指什么地方？”他问，上身往前倾斜一些。
　　“手背上。”我伸出我的手来说明。“在上面，靠近她的第一指节。”
　　“有趣，很不正常。”
　　“没错。很难推想她是怎么受伤的。”
　　“所以我们知道他曾持有刀器，”他不自觉地说着，“那更让我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有些他没有预料到的事发生了。他也许是用枪降服那对情侣，但计划用刀杀他们，也许割断他们的喉咙。但是什么事情扰乱了计划。德博拉不知怎么逃脱了，而他从她背后向她射击，也许再割断她的喉咙。”
　　“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安排得跟其他的一样？”我问，“手叠着手，面朝下，穿着衣服？”
　　他瞪着我头上的墙。
　　我想到在现场留下的烟蒂，想到其中的相似处。这次扑克牌属于不同商标以及留在不同的地方，但这证明不了什么。凶手不是机器。他们的仪式和习惯不是依循完全的科学技术，像刻在石头上那般不可改变。韦斯利透露给我的，包括没有在德博拉吉普车里找到白色棉质纤维，都不足以推翻弗雷德和德搏拉的谋杀案跟其他案件确实互有关连的假设理论。我再次感到迷惑，就像我过去每次来匡提科的感觉一样。我总是不确定耳畔听闻的枪声到底来自于实弹抑或空包弹，直升机是运载着负有实际任务的陆战队员或只是联邦调查局的演习，学院的胡根巷中伪装成城镇里的建筑物是真的有实质用途或只是好莱坞似的布景。
　　我无法向韦斯利挖掘更多资料，他不会再告诉我什么了。
　　“很晚了，”他说，“你还得长途开车。”
　　我最后还有一件事要说。
　　“我不想我们之间的友谊跟这个扯上关系，彭顿。”
　　“那当然。”
　　“发生在马克和我之间的事——”
　　“那不是个因素。”他打断我，声音相当坚定，却不是不友善。
　　“他曾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宁愿相信他仍旧是。”
　　“对他离开匡提科，去科罗拉多的事，你责备我吗？”
　　“我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他说，“我很遗憾他离开。他对学院很有好处。”

　　联邦调查局意图以反间情报引出凶手的策略没有在星期一落实。如果不是调查局改变了主意，就是因为帕特·哈威捷足先登。她在那天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中午时分，她在她华盛顿办公室里面对摄影机、照相机，她身旁陪有布鲁斯·柴尼，弗雷德的父亲，增强了哀愁悲悯的氛围。通常会使人看来圆胖几分的摄影机并没能掩藏她近来的消瘦，脸上的浓妆也没能掩盖她的黑眼圈。
　　“这些恐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哈威太太，还有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一名记者问。
　　“第一个恐吓在我开始调查那些慈善团体之后不久，我想大约是一年多以前，”她面无表情地说，“一封寄到我里士满市住家的信。我不泄漏信上指陈的本质，但该威胁直接指涉我的家庭。”
　　“而你相信这跟你对一些像ACTMAD的不实慈善团体所进行的探查有关？”
　　“绝对是。还有其他的威胁，最后一个在我女儿和弗雷德·柴尼失踪前两个月出现。”
　　布鲁斯·柴尼的面孔在荧幕上一闪而过，他脸色苍白，在电视强烈灯光下眨着眼。
　　“哈威太太……”
　　“哈威太太……”
　　记者互相打断对方，而帕特·哈威打断他们，摄影机转回到她的所在。
　　“联邦调查局了解这个情况，他们的观点是这些威胁、信件，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她说。
　　“哈威太太……”
　　“哈威太太——”一个记者在纷乱中提高她的声音——“你和司法部间有不同的提案议程，源于针对调查这些慈善团体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已不是个秘密。你是在暗示联邦调查局知道你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却没有进行任何保护措施吗？”
　　“那不仅仅是个暗示。”她说明。
　　“你在控诉司法部不胜任，没有办案能力吗？”
　　“我控诉的是司法部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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