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谋杀发生时他不在镇里，而那毫无疑问地经过证实。”
　　“你曾跟吉尔工作的那个事务所里的律师谈过吗？”
　　“我没有在那里得到多少资料，”艾比回答，“你知道律师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怎样，她被谋杀前，也只在那里待了几个月而已。我不认为她的同事有多熟悉她。”
　　“听来吉尔不像是个活泼外向的人。”我评论道。
　　“人们对她的描述是有气质、有魅力，聪慧但是拘谨。”
　　“伊丽莎白呢？”我间。
　　“比较外向，我想，”她说，“那应该也是她何以在销售上有极佳成绩的原因。”
　　煤气街灯散射的光芒把笼罩在圆石子人行步道上的黑暗推得远远的，我们沿着街道往商人广场的停车场走。一重厚厚的云层遮掩着月亮，微微湿润的冷凉空气袭击着黑夜。
　　“我在想那些情侣现在会做些什么，他们是不是仍然会在一起，他们会有什么不同。”艾比说，下巴缩到大衣领子里，手藏在衣袋里。
　　“你想汉娜会做什么？”我温柔地问起她的妹妹。
　　“她也许仍会住在里士满，我猜我们两人都还会住在那儿。”
　　“你后悔搬家吗？”
　　“有时我对所有的事都怀着悔恨。自从汉娜死后，我就好像失去了自由，没有了选择。就好像我被我无法控制的事推动着往前走。”
　　“我不觉得。你选择接受《华盛顿邮报》的工作，搬到华盛顿，然后你现在还决定写一本书。”
　　“就像帕特·哈威选择召开那个记者招待会，做那些会把自己烧灼得体无完肤的事情。”她说。
　　“是的，她也做了那样的选择。”
　　“当你陷身那般的经验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你以为你知道。”她继续说，“也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除非他们经历过相同的伤痛。你觉得孤立无援，你到一些地方去，人们躲避着你，害怕跟你的眼神交会和交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所以他们彼此窃窃私语。‘看到她没有？她的妹妹被绞死。’或是‘那是帕特·哈威，就是她女儿。’你感觉好像活在一个洞穴里；你害怕孤单，却又害怕跟别人在一起；害怕醒来，又害怕入睡，因为当早晨来临时，那感觉那样难以忍受。你像逃离地狱般地拼命奔跑，直到筋疲力竭。我回想过去，可以看到当汉娜死后，我的所作所为全都濒临疯狂边缘。”
　　“我倒认为你适应的情况好得令人印象深刻。”我真挚地说。
　　“你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还有我犯下的错误。”
　　“不要这样。来，我顺路载你到你的车子那儿。”我说，我们已经来到了商人广场。
　　我一拿出钥匙，就听到停车场暗处有汽车引擎发动声。我们坐进我的奔驰车，锁上门、系紧安全带，就看到一辆新林肯车停在我们旁边，驾驶坐边的窗户缓缓打开。
　　我只把我的车窗微微打开，足以听到那个男人说的话为止。他看来年轻，发型简单，正和一张打开的地图奋战着。
　　“对不起。”他无助地笑了笑。“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怎样从这里回到64号往东的公路？”
　　我给了他简单的指示，同时感觉到艾比突然升起的紧张。
　　“记下他的车牌号码。”他驶离后，她赶紧说，并从她的皮包里搜寻纸和笔。
　　“E-N-T-6-9-9。”我急速地说。
　　她把它写下来。
　　“怎么了？”我问，有些惊讶了。
　　我发动车离开停车场，艾比左右探看搜寻着那辆车子的踪迹。
　　“我们到达停车场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他的车？”她问。
　　我必须想想。当我们到达停车场时，那里几乎没有停放什么车子。我也许有个粗略印象看到那辆林肯车停在昏暗的角落。
　　我告诉艾比这点，然后说：“但我以为那车里没有人。”
　　“没错，因为那辆车里的内部照明灯没有打开。”
　　“我想没有。”
　　“在黑暗中看地图，凯？”
　　“好问题。”我说，惊骇着。
　　“还有，如果他是外地来的，那么你怎么解释他车后保险杠上的停车场贴纸？”
　　“停车场贴纸？”我重复。
　　“那上面有威廉斯堡的印章，跟我多年以前拿到的贴纸一模一样，当时这里进行着考古活动，并且掘到一具骷髅遗骸，‘玛丁100’。我当时在做一系列的报导，常常到这里来，那张贴纸允许我的车可以在历史区和卡特园停车。”
　　“那家伙在这里工作，却还要问怎么到64号公路？”我喃喃说着。
　　“你看清楚他了吗？”她问。
　　“很清楚，你想他是那个晚上在华盛顿跟踪你的人吗？”
　　“我不知道，但是也许……该死的混账，凯！这一切快要使我发疯了！”
　　“哼，够了就是够了，”我坚定地说。“把那号码给我，我要做一些事。”

　　第二天早上，马里诺打电话给我，带来一个神秘兮兮的消息，“如果你还没有读《华盛顿邮报》，最好赶快去买一份来看。”
　　“从什么时候你开始读起《华盛顿邮报》来了？”
　　“如果能如我所愿，我希望永远不读。彭顿大约一小时前通报给我的。你稍后再打电话给我，我在市中心。”
　　穿上暖和的衣服，套上滑雪夹克，我在倾盆大雨中开车到最近的杂货店。接着，足足有半小时的时间我坐在车子里，开着暖气，挡风玻璃上的雨刷扫动着单调的节拍，跟寒冷的滂沱大雨奋战着。报纸内容让我十分惊骇，有好几次我脑海中盘算着，如果哈威家不追究柯利弗德·林，我会。
　　头版首页刊载分成三个系列报导的首篇，有关德博拉·哈威，弗雷德·柴尼，和其他几对已经死去的情侣。全篇没有一丝怜悯隐瞒，林的报导是那样的详细，包含了甚至连我也不知道的细节。
　　德博拉·哈威在遭谋杀前不久，曾向她的一位朋友倾吐她对父亲的怀疑，说他酗酒还跟一个只有他一半年纪的空中小姐发生婚外情。很显然，德博拉有几次偷听了她父亲和那名据说是情人的电话。那位空姐住在夏洛特，而根据报载，德博拉和弗雷德·柴尼失踪的那天晚上哈威先生就是和她在一起，那也就是为什么警察和哈威太太无法跟他联络上的原因。讽刺的是，德博拉的这份怀疑没有使她怪罪父亲，反而对她母亲有满腹怨言，她抱怨她母亲完全被自己的事业给吞没，从不在家。因此，从德博拉的角度看，那是造成她父亲不忠和酗酒的原因。
　　一栏又一栏尖酸刻薄的文字堆积起来把一个有权势的女人摆弄成可怜的肖像，说她如何拯救全世界，却因轻忽怠慢家人而面临家庭瓦解。说帕特·哈威是为了金钱而结婚，她在里士满的家像宫殿般宏伟，她在水门的住家塞满了古董和价值不菲的艺术品，包括一幅毕加索和一幅雷明顿的作品。她衣着合宜，出席该参与的宴会，礼仪完美高尚，并对政策和世界局势有高明的见解。
　　然而，隐藏在这个富豪，没有瑕疵的门面下，林下结论道，“是一位出生在巴尔的摩蓝领阶级家庭，具有狂热野心的女人；被她的同事描绘为被不安全感折磨，以致于驱使她努力证明自我的一个人。”他说帕特·哈威是个狂妄自大的人。她会变得相当没有理性——如果不以狂热来说——尤其在受到威胁或在关键时刻。
　　他对过去三年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谋杀案件的描述，同样以残忍无情的笔调来叙述。他揭露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担心杀手有可能来自培力营，然后笔锋一转以此为基点深入报导，让每一个涉及的人都狼狈到极点。
　　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涉嫌掩盖事实，他们恐慌多疑到鼓励弗吉尼亚州的调查人员不要谈论彼此得到的资料信息。他们将伪造证物放在犯罪现场，泄漏反间情报给记者，甚至有记者可能遭跟踪监视。同时，在这篇报导的揣想中，帕特·哈威是这案件里的利害关系人，她的愤慨不被当成是正义的呼声，而她在那场著名的记者会上的行为可以作为这个揣想的印证。在跟司法部的争战中，哈威太太自己开拓挖掘出的敏感资料已经使那些联邦警员受到牵累和困扰，因为她对有欺诈嫌疑的慈善团体，如ACTMAD所做的对抗努力，使她和联邦人员的不和争执达到顶点。
　　这锅毒汤的最后一道材料是我。我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要求而拖延压抑案件的任何资料，直到面临法院传票的威胁，才将报告揭露给受害者家属。我拒绝跟媒体接触，虽然依法我对联邦调查局没有配合的义务，但柯利弗德·林暗示说我的职业行为可能受到私人生活的影响。“根据一个接近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的消息来源说，”那篇报导提到，“斯卡佩塔医生在过去两年跟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别警员有亲密恋情，时常造访匡提科，跟学院里的人有良好关系，包括彭顿·韦斯利，他也是这些案件的负责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下结论说我和韦斯利有恋情。
　　对我廉洁和道德上的另一个诬陷是怀疑我法医的专业能力。在过去备受争论的10个案件里，我无法判定任何一件的死因，除了其中一桩。可是当我发现德博拉·哈威骨头上有刀痕时，我非常担心那是我自己不小心用手术刀划出来的。林如此写着，我“在下雪的气候下，带着哈威和柴尼的遗骸开车前往华盛顿，寻求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专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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