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我的治疗师，此刻音响上放着上一回聆听的巴哈，他的第二号交响曲，清唱剧29号，松弛了我的情绪。自马克离开后，有好几个礼拜的失眠夜晚，我都走到楼下来，戴上耳机把自己包围在贝多芬、莫札特、帕海贝尔【注：17世纪德国风琴家】的音乐里。
　　15分钟之后，艾比和马里诺来到客厅，一脸刚刚口角过才又复合的情侣般的羞怯表情。
　　“喔，我们谈过了，”艾比在我关上音响时说，“我尽可能地解释原由，我们开始达成共识。”
　　我实在很高兴听到这个。
　　“还是让我们三人好好合作，”马里诺说，“反正，艾比现在并不真的是记者。”
　　这评语让她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我看得出来。但是最起码他们愿意合作，这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
　　“当她的书出版时，或许这些也都会变得无关紧要。所有要紧的事都会随时间过去的。到现在几乎已经有3年了，10个孩子。如果包括吉尔和伊丽莎白，我们讲的就变成一桩12条人命的案件。”他摇着头，眼神转成凝重。“不管是谁杀了这些孩子，他都不会退休的，医生，他会一直做下去，直到被抓到为止。像我们目前如此深入、广泛的调查，还依然找不到线索，那只能说是有人运气很好。”
　　“运气可能开始靠向我们这边了，”艾比对他说，“阿蓝诺夫不是开着那辆林肯车的人。”
　　“你确定？”马里诺问。
　　“太确定了。阿蓝诺夫头发是灰色的，而且稀薄光秃。他也许有5英尺8寸高，体重应该有200磅。”
　　“你是说你见到他了？”
　　“没有，”她说，“他仍然在外头跑。我敲了他家的门，他的妻子让我进去。我穿着工作服、靴子，告诉她我在电力公司工作，要来检查他们的电表，我们就此聊了起来，她请我喝可乐。我进屋子后到处东张西望，看到一张全家福，便问她照片里的人是谁。那就是我看到阿蓝诺夫长相的情形。我们那天看到的男人不是他，也不是在华盛顿跟踪过我的那个。”
　　“我猜不会是你把牌照号码看错了吧？”马里诺问我。
　　“不会。而且如果我弄错了，”我说，“那巧合也未免太神奇了。两辆车都是1990年林肯出厂的同款车？阿蓝诺夫碰巧在我误抄一个车牌号码时，刚好也在威廉斯堡和潮水镇地区旅行，而且刚好就是我抄录下的车牌的主人？”
　　“看来阿蓝诺夫和我得要好好谈一谈了。”马里诺说。

　　马里诺在那个星期中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开宗明义地说：“你坐着吗？”
　　“你跟阿蓝诺夫谈过了？”
　　“答对了。他星期一离开罗诺克，那是2月10号，然后到丹佛、彼得斯堡，以及里士满。12号星期三，他在潮水镇，然后开始变得很不寻常。他必须在13号星期四抵达波士顿，就是你和艾比在威廉斯堡的那个晚上。所以12号星期三，阿蓝诺夫把他的车子停放在新港纽兹机场的停车场。他从那里飞到波士顿，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租了一辆车到处跑。一直到昨天早上才回到新港纽兹，取回他的车回家去。”
　　“你是在说他把车子停在长期停车区时，有人偷了他的汽车牌照，然后又送回去？”我问。
　　“除非阿蓝诺夫说谎，我找不到支持的证据，没有其他的解释了，医生。”
　　“当他回到他的车子上时，他是否注意到什么不对的地方，让他猜疑有人对他的车子动了手脚？”
　　“没有。我们到他的车库看过。前后两个车牌都在，螺丝拧得很紧、很牢。车牌跟车子其他部分一样肮脏，而且有污点，也许那不代表什么。我没采到任何指纹，但不管是谁曾借用过那牌照，他也许戴着手套，那可能是造成污点的原因。没有任何工具撬动的痕迹。”
　　“在停车场上，那辆车停放在显眼的地方吗？”
　　“阿蓝诺夫说他停在大约中间的地方，当时停车场几乎是满的。”
　　“如果他的车子停放在那里好几天，没有挂上牌照，安全人员或什么人应该会注意到的。”我说。
　　“不一定。人们观察力通常没有那么好。当人们把他们的交通工具停放在机场，或是旅游回来取车时，盘据在他们脑海中的可能只有运搬行李，赶上班机，或急着回家。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太可能会向警卫报告。警卫反正也不能做什么，除非失主回来，然后那会是失主的决定，看是不是要报案。至于真正偷牌照的小偷，你可以在午夜后到机场去，那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如果是我，我会若无其事地走进停车场，就像是我要去取我的车，5分钟后，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往外面走，而公事包里已经装有一组牌照。”
　　“而你认为情形就是那样？”
　　“我的理论是这样，”他说，“那个问你方向的家伙不是什么警探、联邦调查局警员啦，或刺探别人的坏蛋，他是一个存心不良的家伙，可能是一个毒品贩子，或任何坏人。我想那辆深灰色林肯车是他自己的车子，只是为了安全起见，他想外出做什么坏事时，就把牌照换下，那是为了避免有人看见他的车在那个区域活动，像是巡逻警察等等。”
　　“但是仍然有危险，比如说他闯了红灯，”我指出，“那牌照号码会追踪到别人。”
　　“是没错。但是我可不认为那是他计划的重点。我想他更担心他的车被撞见，因为他要进行什么违法的事，如果出了什么错，他可不想冒着他自己的车牌号码被人记下来的危险。”
　　“他为什么不租辆车呢？”
　　“那跟有他的牌照号码一样糟。任何警察都有办法辨认出租来的车，在弗吉尼亚州所有的租车牌照都以R开头。如果你循线追踪，终会追到租车的人身上。他够聪明找出另一条安全的途径，换牌照号码的确是个比较完美的主意。要是我的话，我就会那样做，也可能会找一个长时间停放在停车场的车。我会用别人的牌照，然后再把那牌照从我车上拿下，把我自己的装回去。接着我会开车到机场，在天黑后轻松地回到停车场，确定没有人看见，再把我偷来的牌照放回去。”
　　“如果原车主已经回来，发现他的牌照不见了呢？”
　　“如果那辆车已经不在了，我会就近丢弃。不管哪种情况发生，都于我无损。”
　　“老天爷，那个晚上我和艾比看到的男人有可能就是凶手，马里诺。”
　　“你们看到的那个坏蛋，不是迷路的人或什么尾随你们的疯子，”他说，“他正在从事不法行为，可那并不表示他就是凶手。”
　　“那停车标签……”
　　“我会查查看。看威廉斯堡能不能提供申请那种停车贴纸的名单。”
　　“乔伊斯先生看到的那辆经过他木屋、没有开车头灯的车，有可能就是一辆林肯汽车。”我说。
　　“有可能。那车型是1990年出厂。吉姆和邦妮是1990年夏天遭到谋杀。在晚上，一辆林肯跟一辆雷鸟没有多大的区别，雷鸟是乔伊斯先生说他看到的那种车型。”
　　“韦斯利会为这个花些脑筋的。”我低沉地说，仍然不可置信。
　　“是呀，”马里诺说，“我这就打电话给他。”

　　3月就像一阵轻声的承诺，低诉着冬天不会永久停留。我清洗着奔驰车的挡风玻璃，阳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背上，艾比则帮我加油。微风轻柔，雨天后的灌木丛抽着新芽。人们都来到户外洗车或骑着脚踏车，大地在蠕动，但还没有完全醒来。
　　这些天来，很多的休息站，都像我常来的这家一样，涌进双倍以上的顾客，简直变成了便利商店。我进去付钱，顺便买了两杯咖啡。然后艾比和我开着车往威廉斯堡去，窗户开着，布鲁斯·霍斯比在收音机里唱着“海埠灯光”。
　　“我们出发前我打电话听我答录机的留言。”艾比说。
　　“然后呢？”
　　“5个一接起来就挂断的电话。”
　　“柯利弗德？”
　　“我敢打赌，”她说，“他不是要跟我说话。我猜想他只是要确定我在不在家，更可能已经看过我的停车库几次了，想找我的车。”
　　“如果说他并不想跟你说话，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也许他不知道我已经换装了门锁。”
　　“那他必定是个傻瓜。一个普通的正常人都会知道，一旦你看到他的报导，就会把两件事联想在一起的。”
　　“他不傻。”艾比说，看着窗外。
　　我把天窗打开。
　　“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但他不是傻瓜，”她又说，“柯利弗德把所有的人都耍得团团转，他们不知道他很疯狂。”
　　“如果他很疯狂，很难想像还能做到这种程度。”我说。
　　“那就是华盛顿美丽的地方，”她讥诮地说，“世界上最成功、最有势力的人都在那里，而他们中有半数是疯子，另一半是神经病。他们多数猥亵，没有道德。权力使人腐化，我不知道尼克松水门案为什么会让人吃惊讶异。”
　　“权力对你做了什么呢？”我问。
　　“我知道它的滋味，但是我浸淫其中的时间还没久到可以上瘾。”
　　“也许你很幸运。”
　　她沉默着。
　　我想到帕特·哈威。她最近怎样了？她脑海中盘旋的是什么？
　　“你跟帕特·哈威谈过吗？”我问艾比。
　　“谈过。”
　　“在邮报那篇报导之后？”
　　她点点头。
　　“她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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