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斯说。

　　“她还好吗？”

　　“她不回来上班了，斯卡佩塔医生。”

　　我不意外，但她竟不肯亲自告诉我，这让我觉得被刺了一下。我至少打过六七次电话去找她，不是没人接，就是她丈夫编借口，解释苏珊为何无法接听。

　　“就这样？”我问他，“她就说不回来上班了？理由呢？”

　　“我想她怀孕要比原本预期的辛苦，这工作对她来说负担太重了。”

　　“她必须寄辞职信来。”我无法抑制声音中的怒气，“人事部门的细节我就交给你了，我们要立刻找接替她的人。”

　　“现在预算冻结，没办法雇人。”我走开时，他提醒我。

　　屋外，被铲在道路两旁的积雪已经冻成一堆堆脏兮兮的冰丘，既不能在上面停车也不能走过去。厚重的云层后透出苍白的阳光。一辆电车载着一支小型铜管乐队开过去，我在他们渐行渐远的“全世界都快乐”的乐曲声中爬上花岗岩台阶，上面撒的盐踩起来像沙子。一名法警让我进入海岸大楼，我在一间有彩色显示器和紫外线灯的房间里找到范德。他坐在图像处理器的工作站前操作鼠标，紧紧盯着屏幕上的某些东西。

　　“不是空白的，”他连句“你好吗”都没说就直接宣布，“有人在这张纸的前一张或前几张上写了些东西。如果仔细看，可以隐约看出一些痕迹。”

　　我明白了。他左边的灯桌中央放着一张干净的白纸，我俯下身仔细查看。痕迹非常浅，简直难以确定我究竟是真的看见了还是想象出来的。

　　“珍妮弗·戴顿床上的水晶底下找到的纸？”我开始感到兴奋。

　　他点头，继续移动鼠标，并调整着灰度。

　　“这图像是正在拍摄的吗？”

　　“不是，摄影机已经把图像拍下来了，存在硬盘里。不要碰那张纸，我还没有检查过上面的指纹。快点，快点。”他这是在跟图像处理器讲话，“我知道摄影机能看得很清楚，你可要帮我们的忙呀。”

　　计算机化的图像强化方式是对比和出谜题。摄影机可以分辨出两百多种不同的灰色，肉眼只能分辨出不到四十种——看不见，并不表示不存在。

　　“谢天谢地，处理纸的时候不用担心背景的杂色。”范德一面工作一面说，“这样速度可以快得多。前几天有个遗留在床单上的血印把我害惨了，因为有纤维的编织纹路，你知道，不久前那样的印子还一点用都没有呢。好了。”他处理的那一块区域罩上了另一层灰，“现在有点苗头了，看到没有？”他指着屏幕上半边出现的浅淡痕迹。

　　“勉强可以。”

　　“我们在这里试着加强阴影和痕迹的对比，因为这纸上并没有写下又擦掉什么东西。光线斜照在纸张平面和凹痕上，阴影就产生了，至少摄影机清楚地抓到了阴影。没机器帮忙是看不见的。来试试，把垂直部分加强一点。”他移动鼠标，“把水平部分调暗一点。好，有了。2—0—2，后面一横杠。这是个电话号码。”

　　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他旁边坐下。“那是华盛顿特区的区号。”

　　“我看到了一个4和一个3——那是个87”

　　我眯起眼睛。“我想是3。”

　　“这样比较清楚。你说得没错，绝对是3。”

　　他继续努力了一阵，屏幕上可以看见愈来愈多的数字和字母。他叹口气说：“可恶，最后一个数字弄不出来。它就是不在那里，不过看看特区区号前的这个。‘致’，接着是冒号，底下是一个‘传自’，接着又有冒号和另一个号码，8—0—4，这是本地的。这个号码很不清楚，一个5，好像还有一个7还是97”

　　“我想那是珍妮弗·戴顿家的号码，”我说，“她的传真和电话用的是同一条线。她的办公室里有一台传真机，可以用普通打印纸一张张传出去的那种。看起来她在这张纸上写了一份传真。她传了什么出去？另一份文件吗？这底下没有写东西。”

　　“我们还没弄完呢。现在看到的像是日期，是11吗？不对，那个字是7。十二月十七号。现在往下移。”

　　他移动鼠标，使屏幕上的箭头往下滑，又按下一个键将要调整的区域放大，然后慢慢地从一片虚无之中抓出字句来，这里一撇，那里一点，那里又一杠。范德一言不发地进行着，我们几乎没眨眼，大气不出一声，就这样坐了一个小时。字迹渐渐变得清楚，不同色调的灰度互相对比，一点一滴地显示出来。他用要求、哄骗把那些字变了出来——真是不可思议，全都出现了。

　　整整一星期前，在珍妮弗·戴顿被杀不到两天前，她传真了如下一封信到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号码去。

　　是的，我会合作，但是已经太迟了，太迟了，太迟了。最好还是你来这里，这一切都大错特错！

　　范德按下打印键。我终于把头从屏幕上抬起来，觉得一阵晕眩，视线暂时模糊了，肾上腺素激增。

　　“这个要立刻给马里诺看。希望我们能找出这是谁的传真，这个华盛顿的号码就差最后一位数字了。除了最后一位数字，和这个号码一模一样的传真在华盛顿还会有几个？”·

　　“从0到9的数字，”范德在打印机的嗒嗒声中提高了声音，“最多只会有十个，不管是不是传真。”

　　他给我一份打印出来的结果。“我会把它弄清楚一点，稍后再印一份更好的给你。还有一件事。我试着调朗尼·华德尔的指纹，就是纳史密斯案子里那个沾血大拇指的指纹的照片，可是一点进展也没有。我每次打电话到档案处去，他们都说还在找他的档案。”

　　“现在快放假了，我敢说那里现在几乎没人上班了。”我说，心里却冒出一种挥之不去的预感。

　　我回到办公室，找到马里诺，把图像处理器发现的东西解释给他我回到办公室，找到马里诺，把图像处理器发现的东西解释给他听。

　　“该死，电话公司那边不用想了，”他说，“我在那里的关系已经度假去了，圣诞节前一天也不会有人帮你忙活。”

　　“我们自己或许可以找出收到她传真的是谁。”我说。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除非我们发一封传真过去，上面写着‘你是谁’，希望能接到一张回复的传真，上面写着‘嗨，我是杀死珍妮弗-戴顿的人’。”

　　“这要看那个人的传真机有没有设定辨识标记。”我说。

　　“辨识标记？”

　　“比较精密的传真机可以让你把自己的名字或公司名称设定在系统里，你传出去的东西上面都会印有这个辨识标记。更重要的是，接收传真的那个人的辨识标记也会显示在发传真的这台机器上。换句话说，如果我发一份传真给你，在我这里的传真机上就会看见‘里士满市警局’出现在我刚拨出的号码上面。”

　　“你找得到这么高级的传真机吗？我们队的这一台烂透了。”

　　“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台。”

　　“唔，到时候告诉我结果。我得上街了。”

　　我很快列出了十个电话号码，前面六位是范德和我从珍妮弗·戴顿床上的那张纸上辨认出来的，最后一位从0、1、2、3依序排列。然后我一个一个试，其中只有一个号码接通后，传来的是非人类的尖锐响声。

　　传真机放在电脑分析师的办公室里，幸运的是玛格丽特也早早放假了。我关上她办公室的门，在她的桌旁坐下来，一边听着小型计算机的嗡嗡声、看着调制解调器的小灯闪动，一边思索。辨识标记的作用是双向的。要是我开始传送，我办公室的辨识标记就会出现在我拨过去的那台传真机上。我必须迅速切断，不让传送过程完成。我希望等有人过去看传真机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主任法医办公室”和我们的号码已经消失了。

　　我在送纸盘里放进一张白纸，拨了那个华盛顿的号码，等着传送开始。字幕显示窗上什么都没有。该死，我拨的这台传真机没有辨识标记。到此为止了。我切断传送，沮丧地回到我的办公室。

　　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电话就响了。我接起来：“斯卡佩塔医生。”

　　“我是尼古拉斯·古鲁曼，不知道你刚才传什么东西，没传过来。”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愣住了。

　　“我这边什么都没收到，只有一张空白的纸，上面印着你办公室的名称。哦，上面说‘错误代码001，请重传’。”

　　“这样啊。”我感到手臂上汗毛直竖。

　　“也许你要传一份订正过的记录？我知道你去看电椅了。”

　　我没回话。

　　“非常有始有终，斯卡佩塔医生。或许你对我们讨论过的那些伤痕有了新的认识，那些华德尔先生手臂内面的擦伤？在肘前窝那里？”

　　“请再给我一次你的传真号码。”我静静地说。

　　他念给我听，号码和我列出的一致。

　　“古鲁曼先生，这台传真机是在你的办公室里，还是你跟别的律师合用一台？”

　　“就在我的办公桌旁边。不需要特别标明是给我的，把东西传过来就好了——而且拜托你快一点，斯卡佩塔医生，我本来打算要回家。”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办公室，是被挫折感赶出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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