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档案已经销毁了，但照片还保留着，存在档案处。”

　　“档案处是什么地方？在你们大楼里的一个房间里吗？”

　　“不是的，本顿，是州立图书馆附近的一间仓库。刑事鉴定科学局也把旧案子的证据存放在那里。”

　　“范德还没找到华德尔留在罗比尼·纳史密斯屋里的那个大拇指血印？”

　　“没有。”我说着迎视韦斯利的眼神，我们都知道，范德永远也不会找到了。

　　“老天，”他说，“是谁帮你把罗比尼·纳史密斯的照片拿出来的？”

　　“我的行政人员，”我答道，“本·史蒂文斯。他在华德尔行刑前大约一个星期到档案处去了一趟。”

　　“为什么？”

　　“上诉的最后阶段会问很多问题，我习惯把牵涉到的档案放在手边，以备随时取用，去档案处是例行的步骤。我们谈到的这次有点不一样：我没叫史蒂文斯去档案处拿照片，他自己要去。”

　　“这一点不寻常吗？”

　　“回想起来，我必须承认那不太寻常。”

　　“意思是，”韦斯利说，“你的行政人员自愿跑一趟，可能是因为他对华德尔档案里的东西深感兴趣——说得更明确一点，他是对档案里应该有的那张大拇指血印的照片感兴趣。”

　　“我能确定，如果史蒂文斯想乱弄档案处的某份档案，他是办不到的，除非他有正当理由可以去档案处。比方说，如果我知道并无其他法医要求他去，他却跑到那里，就不太对劲。”

　　接着我告诉韦斯利，我办公室里的计算机安全系统遭到侵入，而且发生在我和史蒂文斯的两台终端机之间。我边说韦斯利边做笔记。等我说完，他抬头看着我。

　　“听起来，他们不像是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他说。

　　“我也怀疑他们并没有。”

　　“问题很明显：他们在找什么？”

　　我缓缓转动酒杯，烛光中干邑白兰地看起来像液体的琥珀，每啜一口，都感到它熨暖宜人地滑进胃里。

　　“也许是跟艾迪·希斯的死有关的东西。当时我在找有没有其他案子里的受害人身上也有咬痕或者食人癖类型的伤口，目录里存了一个相关的文件。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人想在里面找什么。”

　　“你有把跨部门的备忘录存在你目录底下的习惯吗？”

　　“在文书处理的子目录里。”

　　“存取那些文件的密码也一样？”

　　“是的。”

　　“在文书处理里面，你存的是验尸报告和其他关于案件的文件？”

　　“对。但我的目录被闯迸时，档案里并没有什么我觉得算是机密的东西。”

　　“但闯进去的人不见得知道。”

　　“显然如此。”我说。

　　“那朗尼·华德尔的验尸报告呢，凯？你的目录被侵入的时候，他的报告在不在那儿？”

　　“应该在。他是十二月十三号被处决的，那天是星期一。侵入发生在星期四下午将近傍晚的时候，十二月十六号，那时我正在解剖艾迪·希斯。苏珊打翻福尔马林之后则在我楼上的办公室里，照理说是躺在沙发上休息。”

　　“真叫人想不通。”他皱眉，“假设闯进你目录的人是苏珊，她怎么会对华德尔的验尸报告有兴趣呢——如果只是为了这件事？给他验尸的时候，她也在场啊。你的报告里会有什么她不知道的东西吗？”

　　“我想不到。”

　　“嗯，让我换个方式问。那天晚上他的尸体送来验尸时，有什么是她在场却无法得知的？或者我该说，是某具尸体被送进验尸间的那天晚上，因为我们并不能确定那个人就是华德尔。”他闷闷不乐地补充道。

　　“她没有阅读化验报告的权限。”我说，“但目录被侵入的时候，实验室那边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比方说毒品和艾滋病的筛检就要花上好几个星期。”

　　“这点苏珊也知道。”

　　“当然。”

　　“你的行政人员也是。”

　　“绝对的。”

　　“一定还有什么东西。”他说。

　　是有，但它出现在脑海中的时候，我想象不出那有什么意义。“华德尔——或者不管那个囚犯是谁——牛仔裤的后口袋有一个信封，他要求与其一起埋葬。费尔丁要等到解剖结束，拿着文件资料上楼的时候才会打开那个信封。”

　　“所以苏珊那天晚上在停尸间不会知道信封里装着什么？”韦斯利颇感兴趣地问。

　　“对，她无法知道。”

　　“那这个信封里装着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里面除了几张餐厅和公路收费站的收据，什么都没有。”

　　韦斯利皱起眉头。“收据？”他复述道，“他拿那些收据到底要干吗？你有那些收据吗？”

　　“在他的档案里。”我拿出复印件，“日期都是同一天，十一月三十号。”

　　“差不多是他从梅克伦堡被转到里士满的时候？”

　　“对，他是在处决前十五天移监的。”我说。

　　“需要查查这些收据上的条形码，看它们来自什么地方。这可能很重要，非常重要，从我们目前的想法来看。”

　　“就是说，华德尔还活着？”

　　“是的。也许他不知怎的被人掉了包、放走了。也许那个坐上电椅的人死前把这些收据放进口袋，想告诉我们什么。”

　　“他这些收据是哪里来的呢？”

　　“也许是在从梅克伦堡移监到里士满的路上，那时要捣鬼太适合了。”韦斯利答道，“也许他们送了两个人出来，华德尔和另外一个人。”

　　“你是说，他们半路停下来吃东西？”

　　“死刑犯移监的时候，警卫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半路停下来。但如果牵扯到阴谋，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许他们停下来买外带的食物，华德尔就是在这个空当被放走的。另外那个囚犯被带到里士满去，关在华德尔的牢房里。想想看，春街监狱那些警卫或其他人怎么可能知道送来的人是不是华德尔？”

　　“他可能说过他不是，但那些人不一定会听。”

　　“他们确实没听。”

　　“那华德尔的母亲呢？”我问，“据说她在处决之前的几小时去看过他。她当然知道看到的那个犯人是不是她儿子。”

　　“我们要查明她是否真去看过他。但不管她有没有去，合作对华德尔太太来说只有好处。我不认为她希望儿子死掉。”

　　“那么你相信他们处决错人了？”我迟疑地说，我最不希望证实这种假设。

　　他的回答是打开装着罗比尼·纳史密斯照片的封套，把那一叠厚厚的不管我看了多少次都还是会受到震惊的彩色照片倒出来，慢慢地看一张又一张记录着她惨死情况的照片。然后他说：“考虑到最近发生的这三件杀人案，华德尔不太符合这个类型。”

　　“你是什么意思，本顿？他坐牢十年之后人格改变了？”

　　“我只能说，我听过有计划的凶手慢慢会失手、失控，然后开始犯错。比方说邦迪，到最后他完全失去理智了。但一般来说，不会看到没有计划的人朝反方向发展，从精神异常变得有条理、有理性，变得有计划。”

　　韦斯利说到邦迪和山姆之子这类凶手的时候，口气是理性的、客观的，仿佛他的分析和理论都是从二手资料中来的。他不自吹自擂，不会列出一大堆名字，不会显出他跟这些人有过直接接触，因此，他的态度是有意误导他人的。

　　事实上，他曾经长时间地跟西奥多·邦迪、大卫·伯寇维兹、斯哈·斯哈、理查·斯佩克、查尔斯·曼森等人相处，还有一些不这么有名但也同样吸去了世上光明的黑洞人物。我记得马里诺有次告诉我，韦斯利每次从那些最高警戒的监狱回来，都会显得苍白、疲倦之至。吸收那些人释放出来的毒素，忍受他们不可避免地对他产生的依赖感，他几乎真的生病。某些罪大恶极的虐待狂会定时写信、寄圣诞卡给他，还向他的家人问好。难怪韦斯利看起来经常很沉默，像是背负着重担。为了获取资料，他做了一件我们没人愿意做的事：让那些怪物和他有所联结。

　　“华德尔被判定精神异常吗？”我问。

　　“他被判定在谋害罗比尼·纳史密斯时是心智健全的。”韦斯利抽出一张照片，朝我推过来，“但老实说，我不认为如此。”

　　是那张我印象最深刻的照片，我仔细看着它，不敢想象一个毫不知情的人赫然走进这样的命案现场会有什么反应。

　　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客厅没有太多家具，只有几把放着深绿色椅垫的桶状靠背椅和一张巧克力色的皮制长沙发。拼花地板上铺着一张小的巴卡拉地毯，墙是宽木板组成的，不过贴了墙纸，看起来像樱桃木或桃花心木。靠墙而放的电视机正对着前门，让人一进门就能一目了然地看见朗尼·乔·华德尔的可怖作品。

　　罗比尼的朋友打开锁，边叫着她的名字边推开门的那一刹那，看见一具赤裸的尸体背靠着电视机坐在地上，干涸在皮肤上的血迹多得要到验尸时才辨识得出伤口的类型。照片中，罗比尼臀部下面凝结的一摊血像色泽偏红的沥青，旁边扔着好几条沾满血迹的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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