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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我很遗憾地告诉他我吃过了。
“那就再吃一遍好啦。”
“可我吃不下了。”
“一小时之内,我就会证明你错了。我准备的东西很清淡,奶油烤石斑,淋上柠檬汁,再撒上很多现磨的胡椒。还有我用七种谷类亲手做的面包,吃过保你终生难忘。我看看,对了,还有腌菜沙拉和墨西哥啤酒。”
他一边说着一边开了两瓶“双叉牌”。珍妮弗·戴顿的前夫应该将近八十岁了,脸被太阳晒得像干裂的泥地一样,但他的蓝眼睛像年轻人一样生气勃勃。他说话时常常面带微笑,身材清瘦而结实。他的头发让我想起网球上起的白色毛球。
“你怎么会到这里住?”我边问边环顾着墙上挂的鱼标本和屋里拙朴的摆设。
“两年前我决定退休钓鱼,所以跟粉红贝壳谈好了,我替他们管鱼饵店,他们用合理的价钱出租一间小屋给我。”
“你退休前的职业是什么?”
“跟现在一样。”他微笑,“我是从事全体论医学研究的,在这方面很难说退休,就像很难说从宗教行业退休一样。差别只在于现在我经手的是我愿意经手的人,也不像以前在市区设有办公室了。”
“你对全体论医学的定义是什么?”
“我治疗的是整个人,简单明了,重点是要让人达成平衡。”他以评估的眼光看着我,放下手中的啤酒,走到我坐的椅子这边,“可以请你站起来吗?”
我心情很不错,愿意合作。
“现在伸出一只手臂。不管哪一只都可以,但要伸直,跟地面平行。好,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的时候,我会试着把你的手臂往下压,但你要努力不让我压下去。你把自己看成家里的英雄人物吗?”
“不。”我的手臂立刻就被他压了下去,像护城河上放下的吊桥一样。
“嗯,你的确把自己看成家里的英雄人物。这表示你对自己相当严苛,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好了,现在再把手臂举起来,我要再问一个问题。你对你的工作拿手吗?”
“是的。”
“我尽力压了,可是你的手臂硬得像铁一样,你确实对你的工作很拿手。”
他回到长沙发上,我也坐了下来。
“我必须承认,所受的医学教育让我抱有一些疑心。”我微笑着说。
“晤,其实不应该,这些原则跟你每天处理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底线是什么?那就是身体不会说谎。不管你怎么告诉自己,你的能量程度只会对真正的事实有反应。如果你的大脑说,你不是家里的英雄人物或者说你很爱自己,但事实上你的感觉不是这样,你的能量就会变弱。这样说,你听起来还有点道理吗?”
“有。”
“珍妮每年要来这里一两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让我帮她恢复平衡。感恩节前后,她最后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完全是一团糟,我每天都得在她身上花掉好几个小时。”
“她告诉你是什么不对劲了吗?”
“很多事情都不对劲。她刚搬家,不喜欢新邻居,尤其是住在对街的那一家。”
“克莱瑞夫妇。”我说。
“我想是叫这个名字吧。那女人好管闲事,男人则一天到晚打情骂俏,直到中风。另外,珍妮的占星算命规模也弄得太大了,这让她精疲力竭。”
“你对她的事业有什么看法?”
“她有天赋,可是把它用到筋疲力尽。”
“你把她归类为通灵的人吗?”
“不会,我不会把她归类,连试都不会试,她对很多东西都有涉猎。”
我突然想起她床上那张用水晶压着的白纸,于是问他知不知道那代表什么意义,或者究竟有没有意义。
“那表示她在专心。”
“专心?”我不解地问,“专心在什么事情上?”
“珍妮要冥想的时候,就会拿来一张白纸,上面放一块水晶。然后她坐着一动不动,慢慢地一圈圈转动水晶,看着水晶各个面透出的光在纸上移动。这对她有效,就像盯着水面看对我有效一样。”
“崔弗斯先生,她来看你的时候,还有什么事令她烦心吗?”
“叫我威利就好了。有,你知道我要说什么。那个等待行刑的犯人朗尼·华德尔的事让她非常难过。珍妮和朗尼通了好多年的信,她实在无法面对他即将被处死一事。”
“你知道华德尔曾对她透露过什么事吗,可能会让她身处险境的事?”
“唔,他给了她一样会让她有危险的东西。”
我伸手拿啤酒,眼睛始终盯着他不放。
“她感恩节来这里,把这么多年来朗尼写给她的信件和寄给她的其他东西都带来了。她把东西放在这里,要我帮她保管。”
“为什么?”
“这样比较安全。”
“她担心有人打算把东西从她那里拿走?”
“我只知道她当时吓坏了。她告诉我,十一月初华德尔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她,说他准备好要死了,不想继续奋战下去。显然他确信没什么能救得了他。他要她到苏福克的农庄去,向他母亲要他的东西。他希望把那些东西交给珍妮,并叫她别担心,说他母亲会明白的。”
“那些东西是什么?”我问。
“只有一样。”他站起来,“我不确定它有什么意义——也不想知道。因此我把它交给你,斯卡佩塔医生。你可以把它带回弗吉尼亚去,不管是通知警方还是要把它怎么样,都随便你。”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乐意帮忙?”我问,“几个星期前为什么不肯?”
“没人想费事到这里来见我。”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大声说,“你打电话来时,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在电话上处理事情。”
他重新出现,把~个哈特曼牌的公文包放在我脚边。黄铜的锁被撬开了,皮面也有刮痕。
“事实上,你把这东西从我的生活中拿走,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威利·崔弗斯说,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的,“一想到它,我的能量就变得很差。”
朗尼·华德尔从死囚室写给珍妮弗·戴顿的信整齐地用橡皮筋捆扎起来,按照日期排列。当晚我在旅馆的房间里只随便看了其中几封,因为同我发现的其他东西相比,这些信件几乎微不足道。
公文包里有几本写得满满的记事簿,上面的笔迹看起来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内容是关于十多年前本州的案件和难题的。有钢笔和铅笔、一张弗吉尼亚州地图、一盒喉糖、一个吸入器和一支护唇膏,另外还有一支EpiPen仍装在原来的黄色盒子里,那是三毫克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器,对蜂螫或某些食物有致命过敏反应的人常常随身携带。上面的处方标签打着病人的姓名、日期,还注明这EpiPen是五支装的其中一支。这公文包显然是华德尔从罗比尼·纳史密斯家偷出来的,在那个他杀死她的命运之晨。他可能直到把它拿走并撬开锁,才知道这公文包的原主人是谁。华德尔发现,惨遭他杀害的那位本地名人有一个当时担任弗吉尼亚州政府检察官的情人——乔·诺林。
“华德尔从头到尾都没有半点机会。”我说,“当然,他犯下那么严重的罪,也不见得该得到特赦。但从他被捕的那一刻开始,诺林就非常担心。他知道他把公文包放在罗比尼家,也知道它并没有被警方找到。”
至于他为什么把公文包留在罗比尼家则不清楚,也许只是忘了,而他们两人都不可能知道那一夜将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夜。
“我简直不能想象,诺林听到这起案子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我说。
韦斯利从眼镜框的上缘瞥了我一眼,继续翻看文件。“我认为谁都不能想象。要担心会被全世界发现他有外遇已经够糟糕了,而他和罗比尼的关系会让他立刻变成最有嫌疑杀死她的人。”
“就某一方面来说,”马里诺说,“华德尔把公文包拿走了是他走运。”
“在他看来,不管怎样他都是很不走运吧。”我说,“如果公文包出现在命案现场,他就麻烦大了。但如果公文包被偷了,诺林就得担心它会在别的地方冒出来。”
马里诺拿起咖啡壶,替大家把杯子添满。“一定有人做了什么,确保华德尔不开口。”
“也许。”韦斯利伸手拿奶精,“但话说回来,也许华德尔从来没说过什么。我猜,他一开始就害怕他无意间发现的东西只会让他处境更加恶劣。那公文包可以用来当武器,但会毁掉谁呢,诺林还是华德尔?华德尔会信任司法体系,甚至于敢说主任检察官的坏话吗?多年后,他还会信任司法体系甚至于敢说州长坏话吗?那是唯一可能救他一命的人。”
“所以华德尔保持沉默,知道他母亲会替他保管他藏在农庄上的东西,直到他准备把它交给别人。”我说。
“诺林有他妈的十年时间去找他的公文包,”马里诺说,“他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动手?”
“我怀疑诺林从一开始就派人监视华德尔了,”韦斯利说,“在最后这几个月里,监视变得更加严密。华德尔离处决的日子愈近,就愈可能豁出去,也愈有可能把事情说给别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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