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就是这种条纹的印痕。我又拿这不祥的黑铁工具的两端猛敲鸡胸肉，捶击的痕迹立刻呈现出来，正是先前见过的。我马上给马里诺打了电话。没有人接。我又拨了他的传呼机。十五分钟后他才回电给我，此时我几乎已等得失去了耐心。

　　“抱歉，”他说，“电话没电了，我在公用电话亭打的。”

　　“你在哪里？”

　　“开车到处转。我们已经找来了州警察局的固定翼飞机沿河面搜索，用探照灯到处查看。也许那个浑蛋的眼珠会像狗一样在黑暗里发光。看到天色了吗？真该死，气象预报说可能会下六英寸厚的雪。已经开始下了。”

　　“马里诺，杀害布雷的凶器是尖头锤。”我说。

　　“那是什么玩意儿？”

　　“石砖工程中用的工具。你知道河畔是否有与石头砖块有关的施工地点吗？也许他正在那里逗留，并从那里拿了工具。”

　　“你哪里来的尖头锤？你不是回家了吗？我真的很受不了你每次都这么做。”

　　“我就在家里，”我不耐烦地说，“也许此刻他也在家。或许是个铺着砖块或砌有砖墙的地方。”

　　马里诺沉默片刻。

　　“不知你说的这种工具能不能用在石板屋顶上。”他说，“有一栋古老的大房子，有铁门的那种，就在离温莎农庄不远的河边。那里正在新砌石板屋顶。”

　　“那栋房子有人住吗？”

　　“不可能，因为建筑工人整天在那里爬上爬下。没有人住。是待售的房子。”他说。

　　“也许他白天躲在屋里某个地方，等晚上工人们都离开后才出来活动，”我说，“说不定屋里的警报器没开，因为担心建筑的噪音触动警铃。”

　　“我马上赶过去。”

　　“马里诺，别一个人过去。”

　　“河边到处都是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人。”他说。

　　我生了炉火，不久后去屋外拿木柴，发现雪下得正紧，月亮黯淡的脸躲在低垂的云层后面。我一手抱着劈好的木柴，一手紧握着格洛克手枪，目光扫向每一处阴暗的角落，耳朵捕捉着任何细微的声响。连黑夜似乎都恐惧得寒毛直竖。我匆匆回到屋里，重新设定好警报器。

　　我坐在客厅里，火焰舔舐着烟囱被熏黑的咽喉。我在脑中细细梳理着事情的来龙去脉，想弄明白凶手为何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布雷带到卧室。除了有多年管理经验，她毕竟也是个训练有素的警察。他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让她解除防卫而没有丝毫反抗或挣扎？电视机开着，地方新闻台以半小时更新一次的频率滚动播出实时报道。

　　倘若这个所谓的狼人能看到电视或听到广播，他肯定不会喜欢媒体对他的描述。

　　“……据称身材强壮，身高大约六英尺，可能是光头。根据首席法医斯卡佩塔医生的说法，他可能患有罕见的疾病，导致毛发过多、面部和牙齿畸形……”

　　谢了，哈里斯，我暗想。竟然将所有责任让我独揽。

　　“……请公众务必提高警觉，千万别随便开门让陌生人进屋。”

　　哈里斯说得没错，市民们必然会陷入极大恐慌a将近十点钟时，电话响起。

　　“嗨。”露西的声音。好久没听过她这般愉快的语气了。

　　“你还在医学院吗？”我问。

　　“正在办出院手续。看到外面的雪了吗？大得要命。应该一个小时就会到家。”

　　“开车小心。到了打个电话，我好帮忙把乔扶进来。”

　　我又添了两块木柴。在自己看似安全的堡垒里，我还是禁不住害怕起来。我试着转移注意力，于是一边看着HBO频道一部詹姆斯·斯图尔特的老片，一边整理账单。我想起塔利，心情又沮丧起来，并开始感到恼火。纵使我举棋不定，他总该给我个机会。我已经试着和他联系了，而他连电话都懒得回。

　　电话铃响起时，我惊跳起来，腿上的账单散落一地。

　　“喂？”

　　“这该死的杂种果然躲在那里，”马里诺大叫，“可现在出去了。屋里到处是食物、包装纸、垃圾。床上粘满毛发，床单臭得像狗窝一样。”

　　我的神经像有电流窜过。

　　“贩毒高发地区小组派了一组人守在那里，我也部署了警力。只要他踏进河里一步，我们就马上把他捉拿归案。”

　　“露西正要接乔回家，马里诺，”我说，“她正在外面。”

　　“你一个人在家？”他大喊。

　　“在屋里，门窗紧锁，警报器开着，手枪放在桌上。”

　　“你给我好好待着，别乱跑，听见了吗？”

　　“别担心。”

　　“好在现在雪下得很大，大概已经有三英寸厚了。你知道，一下雪到处都亮晃晃的，这对他来说实在不是到处游荡的好时机。”

　　我挂了电话，不断切换电视频道。没有什么感兴趣的节目，于是我起身到书房查看电子邮箱，可没有心情回复。我拿起那只装有福尔马林的罐子，在灯下细瞧里面由金黄色圆点涂改缩小而成的黄色小眼睛，想着一直以来我都完全没有抓到重点，想着我进展得如此缓慢又经常误入歧途，如今又导致两名妇女遇害。

　　我把福尔马林罐搁在客厅的咖啡桌上。十一点时，我转到NBC频道。不难想象，所有新闻都是关于这个恶魔——狼人的报道。我又一次换台，忽然警铃大作。我惊跳起来，遥控器掉到了地上。我迅速跑到卧室，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我锁上房门，抓着格洛克手枪，等待电话铃响。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

　　“第六区，车库门，”对方说，“需要警方前往处理吗？”

　　“要！请他们马上过来！”我说。

　　我坐在床边，警铃不断撞击着我的耳鼓膜。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可视对讲机的监控器，猛然意识到，如果警察不按门铃，我就无法从屏幕上看见他们。而据我所知，他们从来不按门铃。我别无选择，只好关掉警铃，重新设定警报系统后坐下安静等候。我神经紧绷，敏感得似可听见雪花落下的声响。

　　十分钟后一阵急切的叩门声传来。我匆匆穿过走廊，一个声音在门廊前大叫：“警察。”

　　我松了口气，把枪放在餐桌上问道：“是谁？”

　　我必须确认这一点。

　　“警察，女士。我们来处理你的警报问题。”

　　我打开门，发现正是几天前来过的那两名警官。他们甩甩靴子上的雪，然后进屋。

　　“这段时间你家里不太平静，对吗？”巴特勒警官摘掉手套，眼睛四下张望，“我们对你已格外关照了。”

　　“这次是车库门。”她的搭档麦克莱温说，“好，咱们去看看。”

　　我跟着他们来到车库，立刻意识到这次绝不是误触警铃，因为车库门被撬开了大约六英寸高。门外的雪地上有一串通向大门又转而离开的脚印。除了底部的橡胶条有些擦痕外再无其他工具痕迹。脚印上又铺上了一层浅浅的雪花，显然是不久前才留下的，和警铃鸣响的时间一致。

　　麦克莱温用对讲机请求负责人室盗窃案的警探前来支援。二十分钟后他赶了过来，拍了些车库门和脚印的照片，采了指纹。事实上，脚印是警方可以追踪的唯一线索，它们沿着院子边缘伸向街道，然后消失在杂乱的车辙中。

　　“我们只能派巡逻车多在这一带巡逻了，”他们离开时巴特勒说，“我们会尽可能多注意你的房子。万一有事情发生，哪怕只是听到奇怪的声响，立刻打九一一报警，好吗？”

　　我呼叫马里诺。已是午夜。

　　“出什么事了？”他问。

　　我如实告知。

　　“我马上过去。”

　　“听我说，我没事，”我说，“有些慌乱，可是没事。我宁愿你继续搜寻凶手而不是来保护我。”

　　他犹豫起来。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硬闯不是他惯用的手法。”我补充道。

　　马里诺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有件事你应该知道，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塔利也在这里。”

　　我愣住了。

　　“他是毒品高发地区小组派来的那拨人的负责人。”

　　“他来这里多久了？”我假装只是好奇。

　　“好几天了。”

　　“代我向他问好。”我说，好像塔利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马里诺识破了我的伪装。

　　“很遗憾他竟是这么一个浑蛋。”他说。

　　我挂掉电话，打到弗吉尼亚医学院整形外科病房。值班护士不认识我，不肯向我透露任何信息。我想和罗德参议员说话，和泽纳医生说话，和露西、和任何一个朋友、和任何关心我的人说说话。此时此刻，对本顿的刻骨思念几乎让我崩溃。我想到就此埋葬我残余的生命。我想到死亡。

　　我试图再次生起炉火，但木柴太过潮湿，始终没有成功。我望着咖啡桌上那盒烟，却无力点燃。我蜷在沙发里，把脸埋进掌心，直到汹涌来袭的哀痛逐渐退去。急促的敲门声再度传来，我的神经瞬间紧绷，同时感到精疲力竭。

　　“警察。”门外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接着是类似警棍或双节棍的敲门声。

　　“我没有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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