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初识于夏末，才到中秋就决定了婚礼在同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嗐，以为选了个好日子，”在庆祝结婚七十周年“白金婚”纪念酒会上，永棠比画着两根指头调侃自己，“‘一两一两’，一变成两，单变成双，好不好？哈哈哈，我也以为蛮好，结果现在上海满马路纪念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不久，中日正式开打，然后抗战未已内战又起，老百姓也就跟着家国的动乱遭劫。随着千万中国家族被时代无情地打碎飘零，成了陆太太的兰熹与永棠也迅速结束了王子公主婚后的日子，加入“二十世纪犹太人”中国难民的大军走向世界。
　　那个时候的青年夫妇半世纪后再回到本市，竟然不觉得改变太大不习惯。十年前他们在原来住的街上买了外销楼，道旁梧桐青青郁郁，不是从前还胜似从前。那栋比照纽约豪华公寓盖的大厦没挂什么“一品”、“帝苑”的招牌，黄铜门牌上就“某某路某号”。全楼住的不是他们这样衣锦返乡的老华侨就是洋人高层租客，前台沿袭百年租界作风用外语跟住户打招呼。街市上倒是乡音依旧，只多出几个他们耳朵听起来粗糙的“外来”形容词。除非国外儿孙来访，老年夫妇一般很少出门，平日跟邻居打打麻将，再就是几个在地亲戚偶尔走动，司机佣人簇拥着去下馆子。虽然高楼单位没有当年的独立庭院，坐在客厅里却可以看到近处的几个外国领事馆围墙内花团锦簇，草木扶疏，一恍神会以为里面还住着从前那些人。那天警察为世博加强治安来查户口，他们拿出市政府鼓励侨民买房时发的蓝印户口本，两人生年分别是一九一六和一九一七，警察大惊小怪地赞叹二老高寿健朗，兰熹淡淡地微笑着，心里想：小驹头，否晓得吾已经一百岁了呀！


　　女儿心
　　陆家二老庆祝结婚七十周年“白金婚”的时候很低调，没像之前的“十年庆”那样大搞“包吃、包住、包机票”的三包庆典，把地球上找得到的亲戚都齐聚一堂大团圆。这次是低调地在祖籍捐了个小学，带着国外专程回来祝贺的直系亲属包了几辆加长礼车渡过新落成的跨海大桥去参加校舍动土仪式。
　　十年前他们在地中海豪华邮轮上盛大举行结婚六十周年“钻石婚”的派对时，正式对散居世界各地应邀而来的亲友宣布了叶落归根的决定。下了邮轮回到旧金山北边郊区的大宅后就开始对他们一生累积的财富全面“获利了结”。当时已经八十岁的陆家爸爸陆永棠耳不聋眼不花，一件件处理夫妻名下资产。
　　“Yes，all！统统卖脱——”永棠在电话上对与自己背景相仿，年龄层级却属儿孙辈的“上海港人”经纪用英、沪、粤夹普通话聊天兼下指令，“惊咩？勿惊共产党！我重要返上海买楼呢——乜老屋返还？变成公园都几十年啦！赔五百美金你要不要——有，现在上海有楼炒，香港人去盖的外销房。李丽华刚订了一间，我讲我要去跟大明星做邻居，哈哈——乜话？李丽华是边个你都勿知？嗟——小驹，不能回去赚铜钿，吴光正、董建华又不是‘戆头’，抢着做啥港督？”上海话“傻瓜”骂“戆头”，和普通话“港督”谐音。
　　两个年纪差了几十岁的“老上海”和“小上海”隔半个地球开名流小同乡的玩笑，哈哈地道了再会。永棠满意地看着自己手上资产报表的获利百分比，对着屋内妻子大声说笑道：“妈咪！兰熹！晓得世界上顶赚铜钿的是啥物事——坟地，坟地呀。”
　　“坟地好呀！做人齐要死的呀！”陆家姆妈金兰熹今天心情不错，听见老头跟她说话，恶声恶气地回了一句算是闲聊家常。
　　做了一甲子的夫妻，兰熹早就不对老头子柔声细语讲话了。其实细想想，兰熹这一辈子在家里很少温言细语，她一般不大爱讲话，以致跟人怄气冷战都不突显。可碰巧她最让丈夫倾倒的大家闺秀风度就在静默的时候体现，歪打正着，她那冷淡的脾气竟间接促进了家庭和谐，让她的婚姻长长久久。说到底，兰熹祖籍是宁波不是苏州，她说家乡话的腔调一脉相承带她大的老妈子，反而讲国语和外国话的语气很温和有教养，那是因为一开始学来的口气就定了调。不过也幸好那样，才不致让听见她开口的人对她官宦人家的出身起疑。
　　语言这玩意儿只要是教室里学的就说得再流利也远不如方言母语来得“泼剌”动听。不是“泼辣”，是鲜鱼跃水“泼剌剌”地响，像香港人喜欢海鲜“生猛”的那种泼剌。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共内战让香港这个与内陆脐带相连，英国赖皮不还的殖民地接收了大量内地涌入的人力和资源；其后二三十年之间又跟着中国关起大门后开始的一波波政治运动，成了一个对外透光的小窗口，昔日渔港渐渐取代了远东第一大城上海的繁荣成为东方之珠。香港的市道也像一尾刚上岸的大生鱼，生猛泼剌地叭叭跳。
　　香港是陆家除了上海以外住得最久的地方了。陆家男主人是早年的华侨“海归”，女主人娘家祖上是参赞过洋务的“遗老”，虽然拖着六个孩子，“涉外家庭”的机动性还是远远高过普罗大众。精通洋文的二人还懂“不把所有的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谚语，国民政府战后搞金融改革的时候，他们就在英国人管的香港藏了一点动产和不动产。商人夫妇对时机感觉敏锐，并不轻信站在台上大声疾呼跟他走才算爱国爱民的任何一边，在关键时刻望风而行，比难民大流早走一步。虽然远比不上在老家损失的资产，手上几个早两年收下的岛上旧铺面却随着都市的发展变成下金蛋的母鸡。那时候香港的生活指数较之上海不是低“一眼眼”，陆家也就在表面上维持着一贯的排场，并没显出落难的样子。可是跟丈夫和孩子们此后不论到哪，都把香港当成家乡来爱不同，兰熹却一直不怎么喜欢香港。可能是因为老公在那里始终有“花头”，也可能是因为她从没学好过广东话，无论住多久都是个融不进本地社会的“上海婆”。
　　兰熹说不好当地方言是个稀罕事，因为她其实很有语言天分，除了母语，她的国语、英语都不是普通流利，后来侨居过阿根廷和巴西，当地简单的会话也很快上手，就只有个广东话，住了多少年也“识听不识讲”。
　　一开始的几年，兰熹在香港根本用不到粤语，来往的朋友、麻将搭子、女佣、司机都说上海话，至不济像家里厨子讲的也是苏北腔，围绕着她这主妇的服务系统中只有本地叫“花王”的园丁说广东话，可能是因为“北佬”不懂打理南国花草的缘故，家政中介在这个职务上实在做不到雇主对语言方面的要求。偏偏兰熹特别爱花，从花园里种什么到室内摆什么都依循四季节庆有讲究，对花王常有吩咐，语言交流“冇问题”的家里小孩子就时时被派了去传令。
　　“太太话一早要准备好腊梅同水仙花。”兰熹的大女儿陆贞霓跟花匠说。她满十七岁了，跟家人迁居香港六年，早已经是母亲的左右手。贞霓五官长得像妈妈，皮肤却没有上海小姐常见的白皙，反而是带着南国太阳光似的泛着金，更像一个青春洋溢的本地少女。交代完女主人的指示后，贞霓没有立即离开，反而问：“发仔寒假会不会过来呢？”
　　“发仔放大假即刻返乡下啰——”一提到拿奖学金读医科的儿子，周花王就乐。亚发是他全家甚至全村的骄傲，要不是儿子这么会读书，他也不会为伴读进城做帮佣了。周花王是在地菜农，老家就在往新界方向的围村，自耕自足，生活很过得去。不比现在交通方便，几十年前他们那儿确实是偏僻，亚发中学以后就没法再住在乡下了。老周把老婆留在村里种菜，自己找靠近校区可携眷上任的工作，工资就不太计较。帮陆家打理庭院有花园里一个原先暖房改的花匠宿舍让他带着儿子同住，虽然夏暖冬凉，可是再简陋也自己有个小门户，对他父子十分理想，就把这份工一做六年。现在上大学的儿子住校去了，他也打算过年之前辞工回家了。
　　“找发仔替你补习吗？”周花王看小东家没马上走开，就问。见贞霓摇头，又问：“替你细佬补习？我等过年前就走喏，我等不返来了。”
　　“没紧要——”贞霓有点失望，想了想还是说，“就同他讲声，过完年我要去美国了。”她本想自己告诉亚发要去纽约的事，可是既然没碰上，也就算了，迟早会知道的。亚发算起来是贞霓在香港的第一个同龄朋友。陆家在战后就跟本地商人有生意来往，就算国家改朝换代，见机得早的资本家并不表现得像丧家之犬，尤其在孩子眼中竟不过是从上海的洋房搬到香港的洋房，一样墙高宅大，庭院深深。小孩不能出去呼朋引伴，只能在墙内就近取材。亚发长得高壮体面，比贞霓大半岁，学校里高一班，学习成绩优异，虽是花匠之子，可是在地人有同宗围村人做精神靠山，比那些人离乡贱的外省“下人”活得底气足，自尊自重，不太见主仆之分。不过两小即使确实有过无猜的友谊，可是高墙之内毕竟里外有别，谈不上青梅竹马。
　　就这样淡淡的，开年虚岁十八的贞霓带着一点遗憾离开了那个花园，离开了父母弟妹，离开了已经感觉是家的香港。
　　“现在住哪里——哦，我的意思是哪里是home？”亚发问。少年玩伴重逢在九龙弥敦道的一间私人诊所，时间也过去了四十年。双双年近花甲，再见虽然形容陌生，感觉却是又远又近，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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