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毛泽东接见了《新民报》的部分工作人员，张恨水当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经周恩来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张恨水。

　　毛泽东对张恨水在抗战时期，以小说、诗文为武器，为抗战所起的积极作用很欣赏，特别喜爱他的抗战小说《八十一梦》那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地揭露国民党达官贵人腐败现象和黑暗面的文章笔调。

　　时隔不久，毛泽东单独会见了张恨水，长谈了两个多小时。

　　毛泽东问张恨水“张先生生活一向可好？”

　　张恨水答道：“还可以、谢谢！主席大智大勇，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计前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临重庆，国人无不感佩。和平有望，国家有望啊！”

　　毛泽东说：“不敢当，我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现实的中国社会魑魅魍魉太多了。多少年来，华夏大地，战火频仍，弹痕累累，哀鸿遍野、黎民菜色。尽罹倒悬之苦的人民无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

　　说到此，毛泽东使劲将手中的烟蒂摁灭。“过去，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年仗，蒋先生把我们从江西送到了陕西。后来，日本人的枪炮，又帮助我们握了手，所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嘛。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不想，也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是大家的意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孔夫子说，和为贵，我们就是为了和平而来，我们愿以自己诚心诚意的行动，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张恨水频频点头。

　　毛泽东微微一笑，接着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事物的发展并非那么简单。和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国共双方的一致努力，也需要各党派、各界人士，共同携手，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做出不懈的奋斗。”

　　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毛泽东风趣地对张恨水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位绰号叫‘袁大胡子（即国文教员袁吉六）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今天遇到了张先生，我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哟。”

　　张恨水谦逊道：“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笔如椽，我辈小说家，岂敢相比，真是惭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评的那样，自己的小说脂粉气太浓了些。”

　　毛泽东道：“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嘛！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题材上作统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的矛盾斗争。”

　　张恨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毛泽东一向关注人的姓名，问道：“张先生‘恨水’一名，想是笔名吧！很有味道，愿闻甚详。”

　　张恨水答：“确是笔名。我原名‘心远’，‘恨水’一名还是我17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自己取的笔名，是从南唐后主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截取出来的。那时，我想人生有限，决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所以取这个笔名，也好随时听人称呼，随时看到‘恨水’两字，时刻自勉，珍惜时光。可50年来，仍是蹉跎岁月。”

　　毛泽东笑说：“先生著作等身，堪可欣慰。后主词哀怨凄凉之作，竟被先生悟出如此深意，可敬可佩！我也用过许多笔名，却无先生之名寓意隽永，例如我以前常用的‘润芝’一名，便是在湖南一师时，杨怀中先生为我取的。有一次，我在给杨先生的信中署名‘毛学任’，杨先生问我何故？我说学一学梁任公（即梁启超）。杨先生便给了我一部《胡文忠公全集》要我读。我反复阅读后，觉得胡林翼（清代湘军重要将领）确实值得学习，胡字‘润芝’，我就改为‘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祥简相如改名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

　　1945年11月14日，张恨水将后来引起巨大轰动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雪》比《新华日报》早一天刊登在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谈》上，即署名毛润芝。

　　张恨水和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将一块灰色呢料、一袋小米和一包红枣送给张恨水，并握看作家的手深情他说：“我没有什么好东西。这块我们自制的精毛呢和延安的小米、红枣，就送给你吧！”

　　张恨水回到距重庆30多公里的南温泉，高兴地同家人叙述见到毛泽东的情景，他对夫人说：“毛先生不仅胆识过人，且知识渊博，见地不凡，确是当今豪杰。”还烧了一锅红枣小米粥，全家品尝。那块呢料，张恨水做了一套中山装。以后，每逢参加重大会议和宴会，他都将这身中山装穿在身上。厉来衣服的颜色褪落了，他就改染成藏青色。

　　50年代的一个春节，全国政协举办团拜会，张恨水一如既往地穿上这身中山装前往。

　　在门口迎接客人的周恩来总理看到了张恨水，上前握手，问候他的工作及病情状况，无意间他敏锐的目光扫到了张恨水这身有些寒酸的衣着上。问道：“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

　　张恨水一愣，说“没有哇。”不知周总理为何突兀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直到他看见总理的目光盯着自己的一身衣服，才从愕然中恍然大悟，笑道：“原来总理是看见了我这身衣服呀！总理还记得1945年在重庆毛主席送我的延安的粗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呢料做的。不过，也难怪总理认不出它，因为它老退色，所以我就把它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至于生活上嘛，我有固定收入，还有再版书稿费，政府对我很照顾，总理不必挂心，一点问题也没有。”

　　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不错不错，你把颜色一改，我还真没认出来。好，好，从这一点看出，张先生你没有忘旧哇！”

　　二三 努力探寻新诗发展的方向—一毛泽东与臧克家

　　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菊香书屋，里边摆放着大批中国古典诗词方面的书籍，给每个前来瞻仰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的古典诗词，关心中国古典诗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探讨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他和当时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同志的面谈和书信住来，反映着毛泽东对发展中国新诗的深刻见解。

　　一、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

　　我们知道毛泽东非常热爱中国古典诗词，他不仅对历代诗词了如指掌，而且自己也创作出前无古人的诗词瑰宝。有人统计过，故居中毛泽东圈划批注的诗词，计有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涉及诗人429位。至于他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散失在各地的诗词，那就很难统计了。毛泽东对古典诗词的热爱、学习和深刻领会，是他诗词创作杰出成就的基础，但是，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却不是从个人爱好出发，而是从历史角度考虑，主张发展新诗，以新诗为主。所谓新诗，是指“五四”以来用白话写的自由诗。事实上它已成为现代诗坛的主流。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泽东对自己写作的古典诗词，也不愿公开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

　　1957年毛泽东接见对词曲很有研究的冒广生老先生时，冒谈到：填词必墨守成规，“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有词谱、词律和同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同体的解放。”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认为：“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

　　写旧体诗除讲求格律外，麻烦较大的是词藻，因为格律诗大多是用成语、典故来缀合。今天写旧体诗如原封不动地搬用“古典”，自然要成为表达新生活和读者接受的障碍。用典一多，难免堆砌费解，以学问为诗，缺乏灵气，而常常不得不做一些注解才易读通。毛泽东认为当今有的人写的旧体诗之所以不好，就“在于需要注解”，而“诗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

　　1965年9月，毛泽东在读完胡乔木的《词二十七首》稿本后，认为是很好的，建议发表，但又指出同中的缺点。在9月5日看的稿本上批道：“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在9月15日看的稿本上，他在某词中“营地乐、胜天堂”，改力“胜家乡”。并在一旁批注：“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张即使写旧体诗，也要在词藻上有创新、发展，为更多的人接受。为了扶植新诗的发展，毛泽东从政治上和物质上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

　　1956年，臧克家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负责筹办《诗刊》，10月副主编徐迟倡议，给毛泽东写信，把他们搜集到的毛泽东诗词送上，请求他校订后文明年1月创刊的《诗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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