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霍尔斯。霍尔斯建议我把这个安排推后一下直到我从父母那里回来。但我知道只要我一回到家，我的父母一定要把我留到最后一天才会放我走。霍尔斯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他现在已经往自己在多特蒙德的家出发了，他还要我有时间到那里去看他。  
　　其实我要是听了霍尔斯的建议就好了。我回家的旅途在第二天时被迫中断了，由于轰炸，我不得不留在柏林了。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不得不尽力来了解它了。  
　　我背着自己沉重的背包和枪开始寻找恩斯特的房子。幸运的是我依然能够从我这个可怜朋友的身份证上认出他的住址。但我该坐公交车还是坐地铁呢？由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决定步行到那里。这个决定让我可以仔细地看一看这个城市。现在在这个城市里散步依旧被认为是一件正常的活动。但是我不想因为想看一看这个城市而走得太绕路。我注意到了一块写着柏林南的路牌。我遇到了两个宪兵，他们冷冷地看了看我和我背上那个巨大的背包。我向他们行了礼，按规定，我必须要向这些狗娘养的家伙行礼的。  
　　这个美丽的城市看起来井井有条和庄严肃穆。大规模的轰炸才刚刚来到柏林，但只有靠近柏林火车站附近的地方受到了严重的毁坏。在这个外观富丽堂皇的城市里，许多房子外面都装饰着豪华而细致的雕饰。城市里的一切都体现着一种富有节奏的生活：大街上没有吵闹的人群或把自己小孩子的裤子拉下来帮他们撒尿的父母们。所有的男人、女人、孩子、自行车、汽车和卡车都在一种平静而有条不紊的节奏中走向自己的目的地。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旨在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这里的一切和巴黎是那么的不同，在那里到处是忙乱的人群。我的步伐渐渐与这个城市的节奏和上了拍。没有理由地站着似乎与这个城市不协调。这个城市的节奏甚至从走在我前面的一个矮小的老太太身上也能反映出来。我向那个老太太问了问我要去的方向。她已经斑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就像这个整洁的城市一样。我的声音似乎把她从某个遥远的梦境里唤了回来。  
　　我对她说：“劳驾，夫人。”我一边说，一边感到有些难为情，我的声音低得好像是在一个演出已经开始的剧院里面一样，“您可以告诉我到这个地方该怎么走吗？我现在要去这个地方。”我一边说一边拿出自己的那张揉得皱巴巴的纸片，那张纸就好像刚被我从某个废纸篓里取出来一样。  
　　那个老妇人和蔼地向我微笑着说：“这个地方很远，年轻人。非常远，你必须要到坦佩尔的公共汽车站坐车才可以到那里，但那个地方真的非常远。”她温和的声音突然让我想到自己小的时候。  
　　由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对她说：“这没有关系的。”  
　　她又说：“那个地方非常远的，你需要到汽车站坐车。”  
　　我又再次重复了刚才的话：“这没有关系的。”实际上，这是由于我那时想不起来用德语该怎么说更多的话了。这个老妇人和蔼的态度让我受到了某种感动。  
　　我最后微笑着对她说：“我不介意走路的，我是一个步兵。”  
　　她的笑容变得更和蔼了，接着说：“那你一定习惯步行了。我会和你一起走到威尔海姆国王宫。从那里，我会告诉你怎么走的。”她现在和我走到了一起。  
　　她问我：“你从那里来，年轻人？”  
　　我回答说：“从俄国来。”  
　　她接着说道：“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你驻扎在哪里？”  
　　我说道：“是的，俄国非常大，我驻扎在南部的哈尔科夫附近。”  
　　她用地道的德国口音重复道：“哈尔科夫！我明白了。那是个很大的地方吗？”  
　　我回答道：“是的，那里很大。”  
　　对于我身边这个和蔼的老妇人而言，哈尔科夫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俄国地名。但对我而言，哈尔科夫早就是一个已经死亡了的城市；它曾经值得骄傲的市容现在只不过是一片冒着烟尘和火光的瓦砾堆而已；那里也是一个到处是伤员哀号的地方，那里也是我们不停地掩埋尸体的地方，当然那里还有3个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的俄国俘虏。  
　　老妇人又说道：“我的儿子在布良斯克。”她听起来想要了解一些前线的情况。  
　　我用思考的语气重复道：“布良斯克，我知道那是在俄国的中部，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他在信里告诉我那里一切都好。他在一个装甲师当上尉。”老妇人说道。  
　　我心里想：“她的儿子是一个上尉！一个军官！”那我这个小兵的见闻听起来一定是可笑的。  
　　她接着问道：“你们那里形势困难吗？”  
　　我微笑着回答说：“前不久相当困难，但是现在好多了。所以我回来休假了。”  
　　 “那我真为你们高兴。”她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她正是那么想的。  
　　她又问道：“那你在柏林是看你的家人吗？”  
　　我回答说：“不，我是去看一个朋友的父母。”  
　　现在老妇人问到我为什么要去看恩斯特的父母，我现在感到她已经有些让我心烦意乱了。她说道：“噢，他是一个和你共事的战友。”我现在真想把她推到那些我们旁边的带尖刺的铁栅栏上。  
　　她问我：“你的父母从哪里来？”  
　　我说：“从阿尔萨斯的维森堡来。”  
　　 “阿尔萨斯的维森堡？”她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哦，那你是阿尔萨斯人了。我对阿尔萨斯非常了解。”  
　　我几乎要告诉她我对阿尔萨斯并不比她更了解。  
　　但我想得到一些暂时的安宁，我说道：“是的，我是阿尔萨斯人。”  
　　接着她对我说了自己到斯特拉斯堡的一次旅行，但是我已经没有在听她说。由于她的提问使我想起了恩斯特，这使得我心里感到恼火。我现在有比听这个老太太的唠叨更重要的事要做，现在外面天气好极了，而我又在休假，我需要看一些让人高兴的事情。这个想法让我开始思忖当我面对恩斯特家人的时候该说些什么。那些人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现在或许还沉浸在忧伤之中……也许他们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该怎么向他们说啊？其实我从家里返回的时候再来看他们更好。霍尔斯是对的，我本应该听他的。  
　　我们到了一个大桥旁边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塞纳河流过巴黎，但我无法弄清柏林是在易北河上还是在奥德河上。在我们的右手边是巍峨的威尔海姆国王宫。在国王宫对面是一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的纪念碑，大约有1200顶钢盔被放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两个希特勒卫队的卫兵现在正在沿着纪念碑的底座来回地走着，他们缓慢的步伐让人奇怪地联想起人类缓慢的历史进程。他们有规律的步伐甚至会让一个制造钟表的大师所嫉妒。这两个卫兵完美地迈着步伐，并在相互有30米距离的时候同时转过身来面对彼此，再次迈步，交换位置，转身，然后又再次开始。  
　　现在那个老妇人说：“我们到了，年轻人。你现在过了这座桥再顺着那条大街走就到了。”  
　　她边说边指着那片宽阔的城区，恩斯特的家就在那里。我其实已经没有听她说什么了，我知道我不会去恩斯特家了，其实我对老太太的解释都是在敷衍，但是我依然紧紧握着老太太的手尽我所能表达了我的感谢。她虽然坚持要送我过去，但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只好作罢。当她一消失，我便向我来的方向狂奔而去，我希望能够弥补一些失去的时间，并能够尽快找到开往德国西部列车的车站。  
　　我飞快地沿着河岸跑着。突然，空气中传来了军乐声，一支衣着华丽的军乐队从一个很高的建筑门廊里走了出来，然后他们就走上了街道。我还记得在别里亚斯克时，有人告诉我们需要向军乐队立正致意。我随即向军乐队立正致意。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终于到了那个开往德国西部和法国的火车车站。我在人群里到处寻找着霍尔斯的踪影：他也许就在这里，但是到了我的车发车前的几分钟我也没有找到他，在火车上我的呼吸渐渐恢复了正常。这里的一切都和俄国完全不同，这里连士兵也带着一种和所有西欧国家井井有条的生活节奏相协调的庄重态度，这里与俄国的反差让我都觉得是否在俄国发生的一切是一个噩梦。  
　　夜晚降临了，我们的火车继续向前方奔驰着。火车现在已经走了3个小时了，但我却觉得似乎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离开柏林。沿着铁路线没有乡村，只有连绵不断的房舍。突然我们的火车停了下来，虽然现在我们并没有到达沿路的某个车站。每个人都从窗户向外看去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外面一片漆黑，只有远方的天际有着一抹红光。我们能够听到远处某种隆隆的声音里混杂着炮声。一大群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的轰鸣声正把车厢的玻璃震得抖起来。  
　　一个挤到我身边的士兵说：“这一定是马德堡，现在它被轰炸了。”  
　　我问道：“是谁在轰炸？”  
　　他不解地看着我说：“当然是那些美国杂种了，这里的局面和前线一样危急。”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马德堡市燃烧的火光，原以为我们已经远离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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