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发现问题，很抓落实的领导作风，又一次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习仲勋的来电，对中央工作也起到了启发和推动作用。这就可以理解毛主席为何欣赏习仲勋的原因所在，正是欣赏他的善于从实际出发，精明强干。

    齐心老人眼下就站在当年土改动员大会的会场，一座建立在半山上的戏楼，对面靠山有一座山神庙。薛茂斌和薛维舟，那几位白发老人，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正在兴奋地向人们回忆着当年开会的情景，描述着习书记站在庙台上一张供桌前讲话的神态。薛维舟说：“习书记讲话可讲得好哩，人家在上面讲，写下的稿稿摆在桌子上不看，好像脑子里都背下来了。我们都坐地底下听，讲的是土改动员。说得句句在理，临了，大家热烈鼓掌叫好。”

    历史总是有些惊人的相似，当我随着齐老来到义和镇薛家渠村，面对着村中热情朴实的老乡，想象的思绪又回到了 1948年春天。正当解放战争激烈进行，地方土改运动也紧锣密鼓地动员起来。一些地方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对地主富农吊打用刑，让村干部靠边，称为“搬石头”，还有的地方用烙铁烙人，烧得人油都流出来了，喊出“抓浮财、查三代”的口号，逼死了不少人。这种事与愿违的形势，同“文革”初期的可怕状况何其相像呀！这时候，可惜没有出现一个敢于给毛主席写信直言进谏的人。假设有人写信反映各地出现的严重打砸抢现象，毛泽东主席又能像延安时期那样从谏如流的话，问题就可以解决在萌芽状态。可惜习仲勋当时已经被关押起来，就像当年在瓦窑堡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和权力。假设不是这样，他还可以下去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一定会意识到事关大局，也会立即给中央写信，建议纠偏，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毛主席同样回复：“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那该多好呀！

    当年，正是在看了习仲勋的信件和电报以后，在召开的杨家沟会议上，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现在必须重申，共产党绝不要提倡打人，绝不要组织打人，这是一条原则。”可见明君身边的忠臣，是多么的重要。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敢于直言不讳的同志都是必不可少的呀！

    恰在这时，村里一个土“歌唱家”突然自发地跳上庙台，高声喊道：“我唱一首歌，欢迎齐心大姐。”

    齐心老人感动地说：“谢谢，谢谢你。”
    大家鼓起掌来。
    那一位头上挽着羊肚子手巾的歌手自己报幕：
    “唱一首咱自编的《红军歌》吧”，于是唱道：

    “1947年陕西乱，
    红军到义合闹共产，
    胡匪进陕北，
    三十几个旅，
    虽然他来势凶，
    王震将军一扫空！

    这个不识字的农民歌手，他连编带唱，显然把西北野战军理解成了“红军”，把彭德怀也唱成了王震，但唱得很有感情，配上陕北信天游调，大家一片叫好。

    掌声落下，齐心老人笑着说：“应该把‘王震将军’改成‘彭德怀将军’就好了。”

    那个人立即说：“对，是彭德怀将军。我们老人就是跟上彭德怀将军东杀西战，土地革命站过岗，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困难时期开过荒，‘文化革命’吃过糠。”

    那个自告奋勇地歌者，他的话也不知是真是假，一下子把大家都逗乐了。但你仔细一想，他的顺口溜，也正好概括了陕北人民对革命的贡献和人们六七十年代生产生活的困难状况。

    我们陕北农民中有一句很自豪的话，说：“要知朝中事，且问乡里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农民是圣人，是先知先觉，什么都懂，而是揭示了“朝”与“民”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是命运一致、息息相关的共同体。党和人民的关系更当如此。我们的前辈，特别是由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是深知这种关系的重要而如同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地处处维护着甚至是呵护着这种血肉的联系。这就是习仲勋当年能够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关注到土改中左的偏差，而毛主席对他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重视的根源所在。实践证明，当一个政党在全神贯注地关怀着人民的情感与幸福，并无条件地为之操劳，为之努力做事的时候，人民才会视领袖为北斗星，为太阳。毛主席及其他所领导的那一代共产党人无愧于人民的称谓。这就是我们今天走进革命老区的群众之中，问及那些亲历了当时历史的老人们和他们的后代所能够感受过的一种难得的真诚敬仰和无限怀念的情绪。

    这就是我们随着齐心老人行走在陕北大地上，站立在她和习仲勋曾经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村落和群众中时，强烈地感受到了的一种来自人民心中的情感。这其实也是今天，人们仍然不放弃并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拥护的一种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感情的基础。

    听另一位老人回忆道：“开会前后，还在河对岸的碑坪上唱了山西梆子。”说着，指着对面一片柳树，“戏场就在那柳树林子里，咱们习书记和许多领导跟大家一搭看戏来。”

    齐心老人十分感动，想不到时间过去了50多年，人们还记得这么真切。可见那次会议，在农民的心中有多么重要。贫雇农从此分得了土地，地主、富农也不至于像一些地方那样，被“扫地出门”或吊打而死。这都是关乎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大事情，说明我们的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她又记起了，就在参加完杨家沟会议不久，仲勋一连好几天下乡调查研究，就如何克服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问题给党中央、毛主席起草电报稿的情形。

    “他当时下乡调查回来早已是人困马乏，但连饭也顾不得吃，就爬在桌上挥笔疾书。问他话，他也不言语，只是埋头写着。后来才知他是在给中央和毛主席草拟电报稿，电台的发报员就在门外等着。是一份加急的电报要连夜发出去的，同时还要同马明方和马文瑞交谈。不一会儿明方和文瑞也都连饭都顾不得吃完，就端着饭碗来到我们住的窑洞中来了。仲勋拟完了电文，便念给他们二位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讲了要他们下去的理由和任务。特别对于文瑞，单枪匹马要绕大半个边区，仲勋一再叮咛他要多带几个卫兵，要注意沿途安全。特别是进入关中分区，在敌人眼皮底下一定要住在党员堡垒户家里，还要注意保密。他同大家商量工作，一贯都很耐心，对同志的关心，也是发自内心，令对方打心眼儿里感动。最后习仲勋说，“两位老兄，这次你们下去视察，时机同以往不同，战争时期，一切都不一样，而且是事关重大急如星火，辛苦加危险，也只能如此了。”

    齐老回忆到此，眼睛有些湿润。在这篇长达两千多字的电报稿中，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向中央汇报了 12月会议精神的贯彻情况，并就落实毛主席 1月9日指示精神，决定派马明方去延安，马文瑞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事以及边区土改中的一系列政策问题讲了系统的意见。毛主席接到电报，当即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此后不久，毛主席又将他对不同地区实行土地法的意见电告习仲勋征求意见。习仲勋又复电谈了很详细的意见。这些电文往来，已经成为历史。这是活生生的重大政策研究的典型例证，能看得出那时候 ，从领袖到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是多么的深入、严谨，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性的原则显而易见。

    在薛家渠村，又一位老人说：“记得 1948年春上闹饥荒，饿得不行了，习书记请村里人吃饭，先吃面条，不够了，又吃热蒸馍，也吃完了，后来连冷馍也吃光了，害得同志们饿肚子。”
齐心老人回忆说：“那是 1948年春天，胡宗南匪军逃窜后，闹灾荒。我当时在义合区委工作，下乡救灾，遇上吃饭，军烈属来，我们就把饭碗递到他们手中。当时非常困难，没有粮食吃，很多老百姓浮肿了，当时救灾工作重点是防止饿死人的事发生。”

    ■亲如一家

    什么叫亲如一家，这就是亲如一家。什么是水乳交融，这就是水乳交融，什么是血肉联系，这就叫血肉联系。就是大家都饿着肚子，有一碗饭，干部首先递到群众手里，就是只剩了一顿的饭食，干部宁愿饿着肚子，也要请群众吃一餐饱饭。这一碗饭，一顿饭的事，今天看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呀！可那在当时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老百姓会世世代代记着那一碗饭，一顿饭呀！我们在义和镇薛家渠，就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老百姓的回忆里，赞颂着西北局、习书记和土改，那一碗热面条、热蒸馍至今还叫他们心里热乎乎的，暖了几代人的身子，暖了几辈人的心呀！这就是我们的前辈，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你有情来我有义，这情义相合，便有了义合动人的故事。

    告别的时刻到了，大家又是难分难舍。在车门口，几位老人拉着齐心大姐的手，久久不愿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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