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总宣传台湾不好，说台湾人尽吃香蕉皮，可笑？那香蕉谁吃？其实，台湾生活相当富裕。当然，人生在世不尽是为了吃喝玩乐，钞票够花就行，东西够用则罢，唯有一样追无尽头，求无止境，那就是精神，精神上的欲望……”李博一截住了话题，神情莫测地看着眼前这个大陆青年。
　　“你所说的精神上的欲望，就是追求吗？那么人活着到底应该追求什么？”郭奕宣问道。
　　“自由。”李博一一字一顿地吐出这两个字后，端起茶杯，慢慢呷了几口，目光平扫过杯沿，投向郭奕宣，他想知道对方的反应。在对视而来的目光里，他得到了讲下去的勇气。“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中，人更应该享受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政治倾向的自由……在国外、在台湾，这种自由的感受是很强烈的。每个人都有可以充分享受自由的权利。
　　不像你们大陆，总是按政治模式束缚人们的言行、束缚人们的思想，也束缚了真理和未来……”李博一缓缓他讲述着。
　　这些话叫郭奕宣震惊，他还从没亲耳听过这样大胆、激烈的言辞。在李博一滔滔不绝的谈话空档，他偶尔插入几句辩驳。可渐渐地，他不再吭声了，他发觉自己的争辩更多的不过是出于一种虚荣的掩饰。他发现自己的信念在动摇，李博一的观点不过是比自己原有的一些思想更深刻、更直率罢了。他再也不感到李的言论有什么过份。他的心随着李博一的节拍震荡、跳动、共鸣……
　　临别，李博一送给他两本书：1 本是《蒋总统秘录》；1 本是《蒋介石论集》。李博一还说，以后带他参加一些进步活动，进步组织还会给他们活动经费。看着那张好像已经很熟悉了的面孔，郭奕宣心里满是相见恨晚的遗憾，根本不可能细细琢磨一下自己的感情，也无法理清自己的思绪，所以，当李博一含蓄而有礼貌地问郭奕宣同不同意时，郭欣然答应了。
　　夜深了，喧嚣了一天的加利福尼亚州，除中心街道仍是灯红酒绿外，住宅区开始变得沉思般的安静。
　　这座高层楼房把角的一间屋，是李博一的家。此刻，他躺在床上，依然没有倦意。一闪一闪的烟火像是点燃了的思索，在这黑暗的思索中，他才赤裸裸地恢复了自己的原形。他受命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物色具有反共意识的大陆人，作为发展对象。当他得知郭奕宣是从大陆来的时，两只眼睛鹰隼般地向他盯去。他默默地观察了郭奕宣几天，心里毫无把握。然而，通过谈话，他惊喜地发现，这位看上去很沉稳的大陆青年，内心早已失去了平衡，他决意按照原计划继续做下去。
　　郭奕宣回到姨家，也久久不能入睡。他边翻看《蒋介石言论集》，边回忆白天发生的一切。说来也怪，有的人朝夕相处却话不投机，有的人途逢路遇却心心相印。这种感情的源头在哪里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从此，郭奕宣和李博一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课余时间，他们一起逛夜总会、游裸体泳、去赌场、看淫秽电影。当然，一切花销都包在李博一身上。他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李博一还经常请郭奕宣到家里作客，向他赠送礼物，给他看台湾的报纸，播放台湾的《离歌》、《毕业歌》、《中华民国颂》等歌曲。有意识地向他灌输亲台思想。而郭奕宣对这一切，却好像是久已向往，早已渴求。他有些不安，更有些昏然。现实、理智，多年来所受的教育和出国留学生的严明纪律，在郭奕宣的头脑中变得模糊了，淡化了……
　　时间在飞逝，一晃过了一年多。
　　1982  年年初的一天，刚刚下课，李博一拿着一张报纸给郭奕宣看。
　　“奕宣，台湾发起捐献自强爱国基金活动，你也参加好吗？”“自强爱国基金？”郭奕宣不懂。
　　“捐献自强爱国基金活动是台湾的一个创举，参加捐献的人可多了，有美国人，也有大陆的。邓丽君还捐献过十几万呢！如果再有大陆学生参加，那就更有意义了。”李博一闪烁其词地宣传了一番。
　　“怎么样？”李博一又追问了一句。
　　他喃喃地说：“我是个穷学生，拿不出钱。”“哈哈哈，原来你是为钱犯愁。没关系，去年大陆有位先生才捐了100 元。钱不在多少，表示表示心意总可以吧。老弟，听我的话没亏吃，将来你会有钱的。真的，我不骗你，捐吧！”郭奕宣听了李博一莫名其妙的暗示，心想，参加了即使不会带来好处，也不会有坏处，捐就捐！他问：“台湾我谁也不认识，写信给谁呢？”“你可以直接写给蒋经国。”李博一干脆地说。
　　是好奇心的驱使，还是钦慕的吸引，抑或是思想已被异化，郭奕宣兴致勃勃地准备捐献了。他回到姨妈家，拿出了自己在鞋店干活积攒下来的钱，又谎称有个同学向他借钱。向正在美国探亲的妈妈要了一些，共凑了400 美元，然后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寄去。
　　1982  年3 月10  日，郭奕宣收到台湾一个称张先生的人的来信：
　　奕宣同志您好！
　　蒋总统已收到你的信，对你的行动深堪嘉许，嘱咐我们与你联系。我的地址是台北市583 信箱。希望你把家庭和个人具体情况写信告诉我们。
　　与此同时，美国加州地区发行的《世界时报》中文版出现了一则消息，报道大陆1 名留学生积极参加台湾当局举办的“捐献自强爱国基金活动”1 事。
　　这时，李博一却以另找工作为名离开了语言学院，与郭奕宣再也没有联系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一桩招募物色任务，又去寻觅新的猎物。
　　9 月7 日上午11  时，在国泰银行拐弯处，郭奕宣和台湾派来的50  多岁赵教授相会了。寒暄一阵后，他们来到一家中国饺子馆。赵教授点了几个菜。
　　席间，他以长者的口吻深有感触地说：
　　“老弟呀，美国这地方，人情薄如一张纸，很难遇到知己。这两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哦，好在快毕业回国了。这样吧，在你回国前我安排你到台湾旅游一次，开开眼界。散散心，怎么样？”“到台湾去玩，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恐怕不可能！”郭奕宣面呈难色地说。
　　“为什么？”赵教授满面笑容地问。
　　“因为台湾方面有规定，大陆人必须在美国居住5 年以上，才能去台湾旅游，我来美才两年，没资格。”“哦，你例外，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为你争取免费去台湾旅游。”“那当然好啦！”郭奕宣求之不得他说。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欣然允诺带给他的将是无尽的悔恨和耻辱。
　　1951  年，当共和国迎来第二个春天的时候，郭奕宣降生了。
　　他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解放后，在省城一家有名的大型企业担任厂长。母亲也是这家企业的中层干部。郭奕宣的童年是在蜜罐中度过的。
　　可是， 1966 年那场冲击，使郭奕宣猝然从欢乐的巅峰坠落到不幸的深谷。他父亲挨斗，被关入牛棚。母亲也被隔离审查。家里一切优越的待遇都没有了。他和当时许多当作“狗崽子”的孩子一样，跌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他的心灵第一次蒙上痛苦的阴霾。
　　1968  年底，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他提着1 只旧帆布箱，怀着一颗破碎的心，茫然地来到了农村。
　　冬天，东北农村的气候冷得出奇，凛冽的寒风夹着枯叶，漫天飞舞。郭奕宣的脚经常冻得发木，两手发抖，精神上也产生了一种极度的空虚与凄凉。
　　寂寞与痛苦中，他便从知青伙伴那里借旧书，贪婪地读起来。
　　百无聊赖之时，他还爱津津乐道地听一些思想落后的人谈古论今。他们经常在一起，大讲蒋介石、白崇禧……从此，少年时深扎在郭奕宣心灵上的荣辱观念动摇了，颠倒了。
　　从此，他开始搜集三民主义书籍，研究国民党方针政策，盲目地认为三民主义比马列主义强，错误地把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同当今的台湾国民党集团等同起来。
　　1976  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被送到吉林省林业学校学习，回到了父母身边。
　　母亲委托老同志给他介绍了一个漂亮贤慧的姑娘。在他出国前，父母又拿出一笔可观的款项，为儿子操办了婚事……
　　或许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应该这样延续下去，可生活的激流中会有漩涡改变着人的命运啊！
　　1983  年3 月9 日凌晨7 时，郭奕宣和赵教授到达台北中心机场。出了通道口，便看到前来迎接他们的两男一女。这3 人走上前和赵教授亲热地握手。
　　接着，1 辆轿车把他们载到了很远的地方，在1 扇使人一望就心里发怵的大铁门前停住了。透过司机前的玻璃，他看见那大铁门旁边是高高的围墙。
　　他们走进1 座小洋楼。郭奕宣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单间。一切停当后，赵教授才指着那3 位一一向郭奕宣作了介绍：带眼镜的大个儿是翁先生：体态较瘦的中等个儿是曹先生；还有一位是王小姐。“哦，郭先生，久仰，久仰！”3 人几乎同时伸出了手。
　　他们来到了休息厅，曹先生讲了活动安排：“郭先生，明天咱们去台北玩，后天去高雄，参观两个大工厂，然后到台南看古迹。”翁先生又接着说：
　　“郭先生今天坐飞机很累，好好休息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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