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身体方面，因为睡眠太少或健康状况不佳而导致的疲劳感会进一步导致精力分散。在情感方面，像焦虑、挫折和生气这样的感觉会妨碍精力的集中，破坏乐观的精神，特别是在面对较高的要求时。我们是从和运动员的合作中首先了解到这些的。其中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吉姆接到中量级拳王雷·曼西尼的电话，那时候他正在和吉姆一起工作。

　　“我真的担心，”曼西尼说，“今天我在拳击场上有个消极的想法。”

　　“就一个消极的想法？”吉姆回答道，感觉有点怀疑。

　　“你不理解，博士，”曼西尼说，“一个消极想法就会让你脸上中一拳。”

　　在其他需要效能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尽管不像这个例子这么富有戏剧性。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花费了几年的时间研究积极思维和在销售上取得成功之间的关系。塞利格曼设计出一个评估人们乐观程度的方法，叫做归属方式问卷(ASQ)。这个测试的受试者是一大群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推销员。当把得分和实际销售记录进行比较时，得到的结果是，在两年的时间里，在乐观方面的得分排在前一半的销售代理比排在后一半的人卖出的保险多37%。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乐观方面得分排在前10%的销售代理比在悲观方面得分排在前10%的代理多卖了88%的保险。同样是在这个测试中，乐观方面得分在后50%的代理离开工作的可能性是那些更乐观的同事的两倍，而那些得分在最后25%的代理放弃工作的可能性是乐观的同事的三倍。

　　用我们的话说，这是从积极思维中得到的思想能量。塞利格曼把它叫做“乐观的明理的风格”—是一位成功的销售人员坚持不懈的动力。当然，积极的想法并非总是有利于做事。消极的想法可能有助于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没有得到满足的重要的需求上—无论是食物、休息、情感支持还是潜在的危险。如果我们发现这些信号，并尽快地做出反应，这些消极的想法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的就是有益的作用。能准确地估计形势，避免可能是消极或破坏性的结果也很重要。但是这种反应和悲观心理是不同的。悲观心理会妨碍对事物的理解，往往是防范式的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当涉及到日常所面临的效能要求时，消极想法所提供的精力肯定是破坏性、达不到预期目标的。现实主义的乐观精神能让我们更好地面对挑战。

　　想想别的

　　我们在思想方面最为低估周期恢复的重要性。在大多数工作环境下，强调的是(不论是直接的还是含蓄的)，更长时间、更连续地工作是获得高生产力的最佳途径。我们不会因为定期休息、在中午的时候锻炼身体，或者除了低头消磨尽可能长的时间以外的任何工作模式而受到奖赏。

　　问题是：思考会消耗大量的精力。大脑只占体重的2%，但是需氧量占了差不多25%。思想上恢复不充分的后果包括判断错误增多、创造力降低、无法理性地考虑所面临的风险。思想上的精力恢复的关键是让有意识的、思考的大脑得到周期性休息。

　　作者迈克尔·盖尔布(Michael Gelb)在他那本具有煽动性的书《如何像达·芬奇一样思考》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问题：“当你想出最好的办法时你在什么地方？”在过去的这些年里，盖尔布问过成千上万人这个问题，他得到的最常见的回答包括“在淋浴”、“在床上休息”、“在大自然中散步”、“在听音乐”。我们问委托人类似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从慢跑到沉思到做梦到坐在海边。“几乎没有人，”盖尔布写道，“声称是在工作中想出最好的办法的。”

　　盖尔布指出，像达·芬奇那样多产高产的艺术家在工作中会定时休息。他依靠的是在白天多次小憩，而不是晚上睡很长时间。当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他有时候有几小时都似乎迷失在白日梦里，不顾雇主—圣玛丽亚感恩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修道院的院长让他更有规律地工作的请求。“最伟大的天才，”达·芬奇告诉他的主顾，“有时候在他们工作得更少的时候完成得更多。”在他的《论绘画》(Treatise on Painting)一书中，达·芬奇写道，“时常把工作放下，稍微放松一下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当你回来工作时，你的判断会更有把握，因为持续工作会让你失去判断力。”

　　创造力和恢复

　　钟摆式运动还让大脑的不同部分被激活。神经外科医生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因为在研究中确立大脑的两个半球处理信息的方式根本不同而获得1967年的诺贝尔奖。左脑负责语言，按照有序的、一步一步的、遵循时间的方式工作，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结论。斯佩里的突破在于他发现右脑拥有独一无二的、往往没有得到正确评价的属于自己的特性。右脑在视觉和空间上更灵活，并且有更强的迅速辨别事物的能力，并能把部分和整体联系起来。因为同左脑相比，右脑非线性更强、不那么看重时间，所以往往通过直觉的跃进和突然的发现解决问题。

　　斯佩里的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最好的想法往往出现在并非有意识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同样重要的是，间断性地处于右脑控制下，似乎为我们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让我们从大部分工作时间里所处的理性的、分析型的左脑模式中恢复过来。

　　创造过程本身就是摆动性的。从19世纪晚期，德国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赫尔曼·赫尔姆霍兹(Hermann Helmholtz)开始，许多思想家曾探索确定创造性过程的步骤。现在被广为承认的有5个阶段：第一个顿悟、饱和、孵化、阐明和证实。作家、艺术教授贝蒂·爱德华兹(Betty Edwards)在她的《以右脑作画》(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和《靠近内部的艺术家》(Drawing on the Artist Within)两本书中，曾充满睿智地写到创造力在左右脑半球思维模式之间循环的方式。

　　创造性过程中有两个阶段明显更依靠逻辑性、分析性的左脑思维。在饱和阶段，多种来源的信息以井井有条的方式汇总到一起。在最后的证实阶段，依靠的是分析、整理以及将创造性的突破转换成合理的、可理解的语言。其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顿悟(最初的灵感)、孵化(反复考虑)和阐明(突破)，都和右脑半球有关。这三个阶段往往都发生在被爱德华兹称为“想别的事”的时候—不是主动地寻找答案或结果。“在这三个阶段的每一个中，”她写道，“创造性的活动主要是无意识地出现—而且往往发生在左脑半球刻意、理性地寻找解决方案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简单地说，创造力的最佳状态依赖于在投入和退出之间、思考和漠视之间、活动和休息之间有节奏的运动。两方面都是必要的，只靠任何一方面是不行的。

　　杰克：思想僵化

　　杰克，35岁，经营一家自己创办的小饰品营销和广告公司。他的公司因新颖的、备受关注的商业推广活动而闻名，他的产品锁定在年轻的消费群体身上。在经过一连串的成功后，公司遭受到双重打击：一是衰退的经济，二是来自大公司的竞争压力，这些大公司原来在判断市场机会方面曾经行动迟缓。为了能有创造性的发现，本性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杰克做出的回应是把自己和员工逼得更紧。让他感到惊讶和灰心的是，他的努力最终证明是适得其反的。延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强度的工作并没有转化成更有创造力的结果。杰克来找我们是因为他觉得灰心丧气、筋疲力尽，因为他年轻的队伍中的关键成员似乎也失去了他们的锐气。

　　考虑到公司早些时候的成功，问题显然不是缺乏人才或者技术。我们强烈的感受是他实际上努力得过头了—无情地逼迫自己，过于期望自己能更有创造力、想出更多的办法，对员工也同样如此。我们向杰克建议说，他消耗了太多的思想能量而没有足够的恢复，解决方案可能是安排更多的休息时间来用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问他特别喜欢的工作以外的其他活动是什么。杰克说出几个，尽管他承认他最喜欢工作，在过去的几年里他花在其他事情上的时间非常少。

　　一直到大学阶段，杰克都渴望成为一名画家，只是在他得出结论自己没有以此谋生的本事时才完全放弃。即便这样，在他的记忆中画画仍是巨大的快乐的源泉，是他觉得既有挑战性又非常有吸引力的东西。在我们的鼓励下，杰克决定买些新的工具再次开始画画。他晚上到家时已经累得不能画了，但他喜欢早晨在画架前画一两个小时。画画让他从工作的压力中摆脱出来，让他转换到能促进创造力的右脑模式。有几次，他在画画时想出了营销活动的办法。他还发现上午工作时的头几个小时里他更放松、更有想像力了。

　　杰克采用的第二个恢复仪式是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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