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是懂得很多领域的知识，但那都是表面的碎片式的知识。应该往深层次里研究一下南非和南非人民的历史，但是至今我还是没有掌握到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2．选自曼德拉在1986年2月17日写给乔伊·莫西洛（Joy Mosieloa）的信
当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走过了45年后，即使在每一次危险来临前他都能够清晰地预知，但是对于那些影响他整个生命的事件的真实发展的过程和方式，他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永远无法清晰地预知。不过，如果我可以提前预知到这些年来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我还是会作出同样的决定，至少我这样认为。但是，在作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点望而生畏的感觉，那些我明知道要发生的人生悲剧足能够融化我内心钢铁般的意志。
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曾经我也是接受过训练要成为酋长的人……后来，他们逼我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我就逃跑了……[2]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没有逃跑而是待在家里的话，现在我可就是一名受人尊敬的酋长了，整天挺着啤酒肚，拥有数不清的牛羊。
4．选自和理查德·施腾格尔的对话
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自己成长背景的影响。我在农村长到23岁……之后，就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去了约翰内斯堡。当然……每年大多数时间我都会在学校生活，只有6月和12月学校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而且6月的假期只有一个月，12月开始的假期大概有两个月。因此，每年的大多数日子我都是在学校度过的。［19］41年那年，我23岁，去了约翰内斯堡，开始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东西。但是……在家乡的小乡村形成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你得佩服我，我始终对土著文化保持着敬仰之情……当然，西方文化同样是我们无法漠视的。因此，我的确是受到了两种文化的浸染。可是，说我的这种情况很特殊是不太公平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如此，都是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现在我是习惯说英语了，毕竟这么多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更何况在监狱里的时候我都没法接触到科萨（Xhosa）文学。退休后，我想做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读一些我渴望读的文学作品，［包括］非洲文学。对于科萨和梭托（Sotho）文学作品，我都能读，我也喜欢阅读这类作品[3]，但是，繁重的政治活动把我的时间都耽误了……现在我是什么都读不了了，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后悔。
5．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那时，没有谁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定期地、系统地给我讲一讲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自然资源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怎么计算、怎么称重量和测量尺寸。和其他的科萨族孩子一样，我在成长过程中只能通过问问题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观察大人并尝试着模仿他们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风俗、礼节和禁忌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些风俗礼节和禁忌里，我获取了大量的信息。在家乡，我有很多亲戚，但是大多数是男孩。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再整天围着母亲转了，我和这些男孩子们一起乱跑，一起玩耍，一起吃饭。我还真记不清楚什么时候独处过。就连晚上也都和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吃东西，盖着同一条毛毯睡觉。5岁的时候，我就和其他男孩一起出去放羊放牛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迷恋上了非洲大草原。稍微大一点儿的时候，也单独出去放过牛……当时，大家很喜欢玩一种叫“基萨”（Khetha，意思是挑选你喜欢的那一位）的游戏。我们在路上随便截住一群女孩，让她们从我们之间挑选一个她们喜欢的男孩。游戏规则规定，男孩必须尊重女孩们的选择，而一旦她们选好喜欢的男孩，就可以在这个男孩的陪同下继续往前走了。但是，女孩子们一般都很精明，她们通常会一起选好一个最丑或最木讷的男孩，然后在路上嘲笑或戏弄他……我们唱歌跳舞，尽情享受远离大人的自由。晚饭过后，母亲或姨妈还会给我们讲一些世代流传的故事、传说、神话或寓言，它们可以激发想象力，又是极有价值的思想品德课。回首童年岁月，我一直相信，正是因为这种家庭生活方式和大草原上的群体玩耍和劳作经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有了认识。但是，我长大后接受的正式教育强调的多是个体的发展，很少讲授团队合作的价值，这样也就慢慢抹杀了童年时期取得的小小进步。20世纪40年代开始参加政治斗争后，我没费多大力气就适应了组织的纪律和原则，这也是童年生活方式的功劳。
6．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摄政王不太愿意让我回库奴村，他担心我会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也担心我借着这个机会逃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偶尔，他也会让我回去，但只给我几天时间。大多数时间，他会派人把我母亲接到皇室所在地和我见面。每次回库奴村看望母亲、姐妹和其他家人的时候，我都很兴奋。尤其是和堂兄亚历山德拉·曼德拉（Alexander Mandela）在一起时，我感到特别开心，他激励我，鼓励我积极地提问题以获取知识。在我们的部落里，最早有资格做老师的或许就是他和我侄女帕蒂韦·雷尼纳（Phathiwe Rhanugu，她比我年长很多）了。教室外面的世界轻松有趣，吸引着我，如果不是他们的建议和耐心的劝诫，我可能早就抵挡不住诱惑跑出去玩了。那时，影响着我、占据着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只有酋长职位和教堂。毕竟，我所知道的英雄几乎都是酋长。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对摄政王都很尊敬，这种尊敬更是夸大了这种酋长制度的重要性。在我看来，酋长职位已经不仅仅是部落生活的轴心了，而是获得影响力、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和酋长职位同样重要的是教堂。但是，影响着我的不是《圣经》中的人物和教义，而是牧师马蒂奥洛（Matyolo）。他在我们那一带的知名度和摄政王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掌握着教会的无上权力，所以在涉及宗教事务时，他就成了摄政王的上级和领导。另外，部落人民所取得的进步是由教会学校促成的，获得成就的人也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比如，我的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政府部门文员和翻译人员、农业模范和警察。后来，酋长的职位就带有双重性质了，他不仅代表着部落人民，还要为政府服务。我不再局限于我的家庭背景或是那些带领人民抗争的少数酋长，而是以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这个职位。酋长们的祖先都曾带领人民冲杀在抗争抢占豪夺的战斗中，作为这样的祖先的后代和传统的领袖，酋长们肯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作为压迫政府的代理人，酋长们就变成了被批判和仇视的对象，毕竟政府是黑人的敌人。政府控制了酋长制度，把它当做专制压迫的机器。在经历过很多事情后，我对传教士们的角色的评判也更加客观，因此也慢慢发现，单单依靠与牧师的个人关系来评判宗教是很不明智的。但是，也不能轻视这两个体制在部落人民中的影响力，否则将是很危险的事情。因此，在处理与它们有关的事情时，我一直都很谨慎。
曼德拉的卫理公会教会会员卡，1930年。
7．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获释后不久，我前往E.L.［东伦敦］ 与西伦科·索库帕（Silumko Sokupa）会面，之后为了解当地形势，又与ANC［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方委员会的相关人员见了面。在向我简单介绍情况时，他们告诉我恩基卡斯族（Ngqikas）的国王扎内西韦·桑迪莱（Zanesizwe Sandile）要到宾馆拜访我。我大吃一惊，因为让一位国王到宾馆来拜访我可不是一种礼貌的做法。
我马上让委员会的人给国王打电话，说我会去宫殿正式拜访他，请他千万不要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国王来了。我向他道歉，解释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他们一点儿都不了解传统的领袖。这次并不是不尊重他，而是他们无知，无视了礼节。
科伊族（Khoi）首领奥特舒梅奥（Autshumayo）[4]、拉拉布族和班巴塔族的马乔马（Maqoma of the Rharhabe，Bambatha）、祖鲁族的塞蒂瓦尤（Cetywayo of the Zulu）、佩迪族的曼普鲁（Mampuru of the Pedis）、文达族的齐弗哈兹（Tshivhase of the Vendas），还有其他很多领袖，一直都站在抵抗压迫的最前线，人民尊敬他们，崇拜他们……甚至在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推行最残酷的压迫政策时，仍然有像泰姆布族的萨巴塔（Sabata of the Thembus）和祖鲁族的西普里安（Cyprian of the Zulus）这样勇敢的领袖反抗政府的压迫，拒绝背叛自己的人民……但是，很多传统首领还是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教训。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君主最终失去了统治权力……他们可是君主……是他们自己或先辈主动放弃了统治权力，心甘情愿地让位于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实施统治，最终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国王也保住了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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