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的观点……但是他们也提出来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他们说“这么多年来，政府一直向公众宣称，我们不可能和ANC[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谈判；但是你现在又要求谈判。如果谈判，政府就会失信于民。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以跟你对话，或许这样公众还可以接受。但是政府如果和ANC谈判，就完全彻底地背离了政府之前制定的政策，将会失信于民。”这就是他们问我的问题。
我觉得还真有点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我跟他们说：“以前你们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还宣称应该把黑人全部驱逐到农村去生活。但是，你们现在已经改变了这样的政策。你们也曾经实施过通行证制度，通行证制度一度还是政府的主要政策，现在不是也废除了吗。你们没有失信于民……关于谈判，必须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你们得告诉公众，没有ANC，现在南非的社会问题就没法解决。”我就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不过，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因为这毕竟是事实。
施腾格尔：他们希望与你讨论的其他问题也是关于群体权利的，比如：如何保护少数白人群体的利益？
曼德拉：是的，没错。
施腾格尔：在与他们的讨论中，你给他们作了什么解释？
曼德拉：我让他们看了我在1956年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录在一本叫做《解放》的杂志里，里面写着……对于南非而言，《自由宪章》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蓝图[147]，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蓝图，因为非洲人民……在不远的将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占有财产，这在以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资本主义也会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在南非兴盛起来。这就是我想说的主要意思。
11．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康斯坦迪堡医疗诊所（Constantiaberg MediClinic），他在那里治疗肺结核。
施腾格尔：康斯坦迪堡医疗诊所怎么样？
曼德拉：呃，很不错。刚到那儿的第一天早上，科比·库切就来看我。那时还很早，后来他们把早餐端了过来。因为是第一天来，他们都不知道医生给我开的食疗处方……按照处方，我不能吃含有胆固醇的食物，也就是说，不能吃鸡蛋和肉。但是，这天早上，他们给我端过来两个鸡蛋、很多肉，还有一些谷类食品[轻笑]。那位[在波尔斯摩尔监狱]看管我的少校看到这些，就对我说：“曼德拉，你不能吃这些东西——医生不让吃这些的。”我就说：“我今天随时准备去死；我要吃。” [大笑]好久我都没有吃到鸡蛋和肉了。
12．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1988年12月他在康斯坦迪堡医疗诊所接受治疗之后转到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情况
曼德拉：我早就清楚看守们的习惯了……就在那会儿，我从他们的行动上看出来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儿……看管我的少校很紧张也很急躁，看守们在窃窃私语，还有警卫在阻止所有人进入我的病房，只允许……一位值班的护士进来……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准备做事情，但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到晚上的时候，少校走进病房跟我说：“曼德拉，准备一下，我们要带你去帕尔[148]。”我就问：“干什么？”他说：“我们马上就要去那儿了。”晚上9点，我们离开了康斯坦迪堡医疗诊所，由大群护卫队护送……到那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进到了一间很大的卧室里……但是那里面有很多虫子。当然了……我也习惯了虫子，因为我们被关押的地方根本就是荒郊野外，不过，如果是像自然界的那种荒凉，住的话应该会很开心。但是，里面确实有很多虫子，还有些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很多种类，很多很多，比如……到处乱爬的蜈蚣啊……有很多类似的虫子。
施腾格尔：在你的卧室里？
曼德拉：是啊，就在卧室里……大多数都是在卧室里。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把它们都扫出去，还有蚊子。不过，晚上我还是睡得很香。之后，第二天的下午，司法部长科比·库切来了……他想知道这座建筑物到底怎么样——房子——他一间一间地查看。后来我们一起出去查看安全墙，他说：“不行，这堵墙还得加高。”……他很谨慎，希望能够……确保……我在这里能住得舒适一些，他还给我带过来几瓶很好很昂贵的酒……他总是很和蔼，很温和，他跟我说……“这里是在被监禁和被释放中间搭建起来的舞台。我们把你转移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保证你和我们之间的对话的机密性，希望你能领会我们的意思。”我很感谢他这样说，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施腾格尔：那在那儿你有没有处于既被释放又被监禁的感觉？
曼德拉：我能感觉出来，他们所做的就是想把这个地方与安全墙外的世界隔绝，[他们这么做]我有很大的活动[空间]；我可以……在这个区域活动，在外面的地上活动。当时，给我送饭的看守是斯沃特准尉[149]，他总是早上7点来，下午4点走。这儿不上锁，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直在外面待着。他回到他的屋子之后，晚上会有其他看守。那儿还有一个泳池……所以，在这个地方我非常放松。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儿被带倒刺的东西围着……铁丝网、安全墙等；要不然，我就自由了……[斯沃特]负责做饭和洗餐具。但是……他或许会因为必须给一名囚犯做饭刷碗而憎恨我，所以，为了消除他的憎恨，也为了打破紧张的气氛，我主动承担了他的这些活儿。我要帮他洗碗，他拒绝了……他说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对他说：“不，我们一起来吧。”他很坚持，而且心里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我最后就强迫他，当然只是在语言上强迫他，让我洗餐具。之后我们的关系就一直很好……斯沃特看守是个很不错的家伙，也是我很好的朋友……给我……快给我一张白纸，我必须得给监狱指挥官打个电话，必须得再打一次。
13．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在监狱中学到的东西
对于那些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不可能每一件都能确定。但是，首先政府确实制定了很残忍很野蛮的政策，你必须得进到监狱里才能体会到……在这里……政府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同时你很快也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看守都是畜生。虽然主要的政策和大部分看守都很野蛮，但是这儿也有好人，也有人性，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总是努力在规章制度的范围内做事，偶尔也会……逾越这些制度，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生活得轻松自在一些。
再就是囚犯们的战斗精神。敌人常常希望这样艰苦的条件……会吓倒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在60年代。但是，他们一点儿都没有被吓倒，从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战斗就是正义的。有些领导人……我们就不太清楚了，甚至到现在都不太清楚他们……就在监狱里，你看到了，你了解到了那种抵抗力，那种抵抗不公正待遇的人类精神的力量有多强大……然后就会明白，你根本不需要通过获取学位去培养领袖的那种品质，那种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反抗不公正待遇的品质……有很多人喜欢……使用武力……总喜欢惩罚别人甚至攻击别人，而不是为对方让步……在我们住的这个区内，有些人很有文化很有修养，他们读过很多书，去过很多国家，和他们说话你会感到很开心……当你坐下来，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你就能学到不少东西。
14．和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警察对温妮·曼德拉的骚扰
自从我被关押之后，他们对温妮同志已经骚扰了27年。而我所谴责的是在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的舆论宣传……当温妮同志……探访我之后，抵达杨·史末资[国际机场]，媒体就蜂拥过来询问她探访的详情，数量多得异乎寻常，[温妮]同志钻进小车……朝奥兰多驶去。旁边跟着一辆大巴，里面坐的是[她的]支持者们。在去索韦托的路上，警察拦住了……那辆大巴，然后就上车检查，他们最后扣下了这辆车。这是根本不必要的。只是一种向这个国家和世界进行舆论宣传的手段……他们本该……安静而庄重地检查，如果真的认为应该扣下这辆车，就扣下……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做……还有一次……他们……突袭……了我们的房子，同时还带来了SABC[南非广播公司]，整个搜捕过程都[在电视上]播出来。那时候还是凌晨3点……我的妻子在镜头前还穿着睡衣，我的女儿……有几个家伙在里屋里还被剥光了衣服……所以说，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媒体宣传效应。这就是我想谴责的地方。
15．选自曼德拉1989年2月3日写给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的信
维护民族团结是当今领导人所面临的最有挑战的工作。与自由运动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人民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自由战士们的齐心合力对现在这个时期最为重要。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中，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任何有可能造成分裂或加剧分裂的言行，这些言行无论出自哪里，都是极其错误的……斗争是我们的生命，目前我们依然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我们还不能恶化这种斗争，或把斗争转化成绝对的灾难。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最让我感觉痛心的事情就是像现在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人民互相残杀[150]。
16．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是否支持温妮·曼德拉关于“项链”——一种酷刑，在人的脖子上套上浸过汽油的轮胎，然后点燃，此人就被活活烧死——的演讲
卡特拉达：有一个问题……说你应该支持温妮的“项链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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