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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着酒气氛就亲热了,议论起省委省政府的事情,毫无顾忌,说到自己还想进步的愿望,也毫不掩饰。在这里大家想什么说什么,倒也不失一份真诚。平日里这些人将自己最大的愿望缄口不提,口口声声要有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老百姓虽不傻,却也习惯了这些表白,不去认真,谁敢?我看着这些人微醺的神态,竭力想象过了春节又坐在台上慷慨陈辞该是一副怎么样的模样?财政厅牟副厅长提起自己几年没动,说:“钟处长你是处长管厅长,你把我当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钟处长说:“找我不管用,要找他。”指指另一桌的文副省长。大家过去跟文副省长敬酒,文副省长望了我说:“你就是小池吧,钟天佑跟我说起过。”我几乎感动得要掉泪,自己的名字居然从文副省长的口里说出来了!我鼓起勇气把名片呈上去一张,趁势鞠了个躬。回去的时候我把车门边的纸袋向钟处长示意了一下悄声说:“别人送我的,我也不抽,你拿两条给小朱。”纸袋里是四条大中华烟,我一早买来的。钟处长说:“那就……”
春节过后厅里的局面就明朗了,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了牌,万事不合作。我没想到孙之华做马厅长的副手十来年,竟会闹到这种地步。人们私下里传说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牌的经过。孙之华说:“你五十八九了,你就是这几个月半年不到的事了,我五十才出头呢。”传说无法证实,但在厅办公会上,马厅长点了孙副厅长的名,指出他春节动用公车回家乡的事实,应该出一百一十七元油钱。孙之华马上反驳说:“我往家里跑一趟该出油钱是不错,但有人十多年来用公车往家里跑几千趟,那该出多少钱.也请同志们算一算。”空气一时紧张得能够点燃,有两个人装着上厕所出去,走到门边夸张地解着皮带示意着,躲开了。我想起钟处长“今天谁当家就听谁的”那句话,也顾不得孙之华当年是帮过我的,咬牙撕开脸皮说:“这倒不是一回事,平时用车是上下班。”袁震海马上说:“一样是公车,一样是回家,一样烧油,哪点不是一回事?”我捏了捏拳,奋不顾身似地说:“省里的领导上下班谁不是公车接送,你的意思是还要给省里的领导提意见?”袁震海马上说:“那省里的领导出去度假是开自己的车烧自己的油?”
会议不欢而散。我痛切地感到世界上的道理真是个讲不清的东西,话语权在谁手中,道理就是谁的。人不抓住印把子可不行啊,没有这个东西,人不可能有自尊,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人还是人吗?历史上有那么多人豁出命来拼这个东西,以前想着不理解不值得,今天看来是太理解也太值得了。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后面是万丈深渊。人除非不走上这条路,走上这条路心态就变了,感觉世界的方式也变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什么叫做你死我活?
想一想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他不谋求连任,五十八岁要他回家养老?孙之华五十二岁了,他已经等了很多年,再等一届就过气了,他不跳出来殊死一搏?连袁震海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把机会给了我,他忍得下这口气?人嘛。
接着厅机关和省直卫生系统流传着一封信,署名是部分群众。信上除了列举马厅长的五大错误,还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马垂章在某年某月在省人民医院安了心脏起博器,二是据十年前省内出版的一本叫《厅长访谈录》的书上记载,马垂章的出生年分是1937年,而不是现在大家认为的1938年,他今年已经五十九了。信上号召大家大胆站出来,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
在厅机关的中层干部中有一个地下表态运动,你在这场冲突立场如何?表了态的人就有义务向省里反映自己的意见。丁小槐在第一时间就出示了父亲病危的电报,要请假回家乡去。而我明知他在逃避,但电报拿在手中白纸黑字,也只好让他去了。
这时工会组织全厅干部去大叶山春游,内容之一是登山比赛,分老中青三个组,连马厅长都报了名。我为马厅长捏一把汗,连夜打电话给沈姨,沈姨在电话中就哭了,说:“这不是要把我家老马往死里整吗?谁料得到他身边还盘着几条毒蛇?”马厅长执意要参加比赛,我只好安慰沈姨说:“我和工会陆主席会作好安排的。”就在登山比赛前对老年组作了安排,比赛结果,五十岁以上的老年组十三个人参赛,马厅长是第二名。想起三十年前毛主席几次横渡长江,那种意义不可低估。春游回来之后,厅里的风向果然有了一点变化。
省委组织部钟处长带人来厅里搞干部考察,问到那封信,孙之华坚决否认与信有任何关系,那是群众意见,自己并没有看到过。钟处长找很多人谈了话,就回去了。过了不久章副部长又带人来了,开了两个小型的座谈会,又把全厅干部召集起来,口口声声说要听取群众意见,每人发了一张表进行民意测验,就回去了,测验的结果后来也没有公布。好在大家也习惯了,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不管用的,并没有谁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也没有谁真把自己的意见当一回事,去追问测验的结果。我在旁边想着,中国的人民群众真好啊!
厅里一时风平浪静,能往上用力的拼命往上用力。钟处长告诉我,马厅长找了省人大祝副主任等人在做工作,我心中感到一种安慰,却又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多少年来我都把马厅长看得非常神秘,他本人就是无所不能的力量之源。现在这种神秘感消失了。一个人没有了权力,他不过就是他妻子的丈夫罢了。马厅长他也有求人拜码头的时候!圈子里的事,说一千道一万,赢了才是真的。在这里只讲结果不讲过程,正如人生只讲过程不讲结果。到了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那么一说。我们用不上力的,就竖了耳朵打探一点风声。在极度的焦虑中等了两个月,终于传来了好消息,马厅继任一届,孙之华调到省计生委当副主任。我松了一口气,这一大战役是赢了!我本能地感到马厅长的胜利与去年抗洪时与梅书记见的那一面是有关系的。碰到了袁震海,他的脸都成铁灰色了,好像刚从地狱中回来。我喊一声“袁处长”,他竟不理我,看来他打算破罐破摔了。他不理我,我倒把心放了下来,我根本不必有那么一种负疚之感。总有人要下地狱,他不下地狱,难道让我下地狱?过了不久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了朱秘书,说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封信是谁写的?脑膜炎啊,要不就是脑髓给狗吃了。”又悄声说:“梅书记也安了起博器呢,安了起博器就该退休?”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77、一种现象
六月里章副部长带着钟处长等人到厅里宣布了新班子的组成,马厅长再干一届,我被任命为副厅长。在这之前钟天佑就打电话来给我通了气,说我在民意测验中反映不错,马厅长也竭力推荐我。我觉得自己这几年韬光养晦低调做人的策略还是奏了效的。后来又通知我去办公室谈话。我想着我们老乡一起喝过酒玩过牌的,就带着很轻松的心情去了,还准备了随口说出来的玩笑话。一进门发现气氛不对,钟处长神情很严肃,我马上也严肃了起来。我一时就糊涂了,不知道哪种神情才是他的真面目。虽然我对这项任命早已知道,但在厅里的大会上宣布的那一瞬间身子还是震了一下,自己现在是省里掌握的干部了!像有一个火球在心脏的部位轰地一响,暖流迅速分布到了全身各处,四肢都有点麻酥酥的。我坐在台下看着章副部长的脸,一时忽然觉得他那样可亲可敬,自己从此与他就有了血肉的联系。在全厅干部的掌声中我上台讲了很短的一段话,这段话我在前一晚都背了很多次了。我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协助做好工作,这是讲给了马厅长听的,一是当领导就是为大家服务,这是讲给群众听的。我是真心实意这么想的,下了台却有了一点不太好的感觉,真心实意的话怎么也会显得虚伪?我想着大家现在不相信我,以后就看我吧。
我决定继续奉行低调做人的宗旨。我揣测马厅长吧,孙之华的事肯定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十多年跟着转的人,说翻脸就翻了脸,他还敢相信谁?他那发现挑战者的眼光万一停在我身上,那就很难移开了。我又揣测周围的人吧,我九十年代初才开始起步,如今到了这个份上,很多人心里肯定都别扭着,我只能靠低调去化解这种别扭,不然这股情绪拧到了一起,一人一口唾沫也把我给淹了。
跟马厅长说话我总是陪着一百个小心,哪怕别人都把我看成了他的人,我还是把这些小心陪着,这毕竟不是跟朋友说话啊!一句话没说好,就可能产生一条裂缝,而且这条裂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扩张,以至导致崩裂。有一次马厅长说:“厅里的工作还能抓住一些什么新的增长点,大为你替我好好想想!”我说:“该想的马厅长都想到了,再要想竟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了。”他笑着说:“是吗,是吗?”我事后反复体会他的笑声,觉得其中还有特别的意味,他用了“增长点”这个词,那一定是有所指的。有所指却引而不发,那一定是那个话需要我来说。晚上我把马厅长可能的想法反复搜索了一遍,忽然省悟到几年前曾向他提出搞厅史陈列馆的建议,后来自己觉得这个建议太过了一点,没再提起过,这是不是增长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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